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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慶全:私營經濟是怎樣獲得一張“準生證”的?
    作者:徐慶全      時間:2018-09-13   來源:八十年代
       

    私營經濟這個詞匯,在1956年前共和國的話語體系里,曾經出現過兩次:一次出現在共和國成立前夕通過的臨時憲法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曾規定:“凡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私營經濟事業,人民政府應鼓勵其經營的積極性,并扶助其發展。”

     

    一次是出現在1954年頒布的第一部《憲法》里。但是,“五四憲法”一方面規定了私營經濟的存在,另一方面為了實現社會主義改造的總任務,又規定了對其實行“利用、限制、改造”等政策,并且指出了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之的發展方向。

     

    1956年中國實行工商業改造以后,此后的二十幾年,不僅私營經濟再沒有它的合法容身之地,從人們的概念和話語中完全消失了,而且“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成為中國意識形態領域中的固有認識。

     

    “文-革”結束后,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長期被壓抑的生產力突然獲得了“松綁”的機遇,私營經濟又悄然崛起。相對于原有的國營經濟和集體經濟來說,私營經濟(準確的表述:那時應該是個體經濟)就像是封建社會傳統大家庭的“庶出”:從誕生之日起,就被籠罩在意識形態的陰影里,自然要引起一番爭論。至于一張“準生證”的取得,則經歷漫長的時間。這一過程充滿了艱難、風險、痛苦和辛酸。

     

     

     

    “盲流”與個體戶:私營經濟的萌芽

     

     

     

    20世紀70年代末,經歷了十年浩劫的中國,百廢待興,八億多饑寒農民的生計,像沉重的大山壓在中國決策層的心頭。在這樣的背景下,農村土地大包干破繭而出。農民擁有承包土地權,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經營空間。

     

    經營積極性高漲的農民,勞動的生產率成倍提高,在有限的土地上進行大呼隆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農村出現了剩余勞動力。勞動力剩余,就要自發尋找出路。1978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兩個農業文件,宣布解禁農村工商業,家庭副業和農村集貿市場得到認可。

     

    中央順乎民意的政策,給農村剩余勞動力提供了三條出路:一條是進入正在迅速發展的社隊集體所有制工業;一條是給承包大戶當雇傭勞動力;一條是進城“拾遺補缺”:到城里販運、出售來自農村的農副產品以及開設飲食服務攤點。

     

     給承包大戶當雇工,催生了農村的個體經濟,在下文中提到的陳志雄、高德良等人的所遭遇的雇工之爭,即屬此例。進城“拾遺補缺”,則催生了城鎮的個體經濟。比如,人均占有土地不到半畝的溫州人,是全國較早地自發進城販賣家庭手工業的產品的。他們的足跡遍及全國,從而贏得了一個“到處鉆”的稱號。而販賣雞鴨等農產品的農民,則不但催生了以長途販運為主的個體經濟,而且催生了城里的被稱之為“二道販子”的個體戶。

     

    但是,雖然這些為城鎮從事個體經營的農民,用他們辛勤的服務滿足城鎮居民的生活,并且在若干年后開創出一塊私營經濟的天地,但在那時傳統的意識形態下,他們只獲得一個“盲流”的身份。

     

    在城鎮里看到“盲流”的身影的同時,城鎮里也呼啦啦地出現了一批不被稱為“盲流”的閑人:800萬回城知青和城鎮失業大軍。政府的安置畢竟是有限的,為了讓他們能自謀生路,政府為他們打開了個體經營的大門。

     

    1979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第一個有關發展個體經濟的報告:“各地可根據市場需要,在取得有關業務主管部門同意后,批準一些有正式戶口的閑散勞動力從事修理、服務和手工業者個體勞動。”

     

    從此,中國出現了“個體戶”這個名詞。

     

    “個體戶”是在解決個人溫飽問題而情急之下產生的。當年,以國人固有的“興無滅資”的傳統意識來看,“個體戶”雖然緩解了社會矛盾,但它的發展壯大,必然是形成資產階級的溫床。因此,即使在中央看來,在承認個體經濟長期存在的必要性同時,仍然必須明確限制其活動范圍和規模。

     

    1980年全國勞動就業會議的通知指出,“憲法明確規定,允許個體勞動者從事法律許可范圍內的,不剝削他人的個體勞動”。198171,國務院在《關于城鎮非農業個體經濟若干政策性規定》中又進一步規定,“個體經營戶必要時可以請一、二個幫手,技術性強的或有特殊技藝的可以請兩三個,最多不能超過五個學徒”。

     

    既承認“個體戶”有雇工的必要,但又想防止其的擴張,用一個只允許“輕微剝削”的“緊箍咒”,把“個體戶”限制在小規模、邊緣性、個體范圍的經濟活動中。

     

     

     

    給個體經濟念“緊箍咒”:“七上八下”的雇工之爭

     

     

     

    盡管對個體經濟有這樣那樣的限制,但“有苗不愁長”,個體經濟的生命力卻出乎意料地旺盛。1979年底,全國批準開業的個體工商戶約10萬戶。到兩年后的1981年,統計數據變為101萬,翻了10倍。而且,隨著隨著個體經濟業務的擴大,“最多不能超過五個學徒”規矩立即被打破,“雇工”這個在中國絕跡的、在以往被視為帶有剝削色彩的詞匯出現了。一些人覺得應該念念這道“緊箍咒”了。因而出現了現今看來比較可笑的“七上八下”的雇工之爭。

     

    1979年,廣東高要縣農民陳志雄承包了8畝魚塘,辛苦一年,稍有斬獲,自然喜上眉梢。1980年,他擴大再生產,跨越兩個大隊,承包141畝魚塘。承包范圍擴大,夫妻倆干不過來,就只好雇人,雇請固定工一人,臨時工400個工日。1981年繼續擴大經營,承包面積達497畝,雇請固定工5人,臨時工1000個工日。

     

    在當年,像陳志雄的情況并不少見。廣州第一批個體戶之一的高德良,19804月創辦“周生記太爺雞”,做了不到半年就雇了6個幫工。而安徽著名的“傻子瓜子”年廣久,自掛牌以后生意就很興旺,也雇請了一些無業青年當幫手,到1979年底,雇工達12個。

     

    陳志雄、高德良、年廣久等人的舉動,觸動了當年意識形態最敏感的神經:在社會主義國家,是否應該有以往被視為帶有剝削意味的“雇工”的存在?

     

    而在當年,官方的說法是非常明確的。1980年中央75號文件明確規定:“不準雇工”。陳志雄、高德良、年廣久等人也遭到了空前的指責,“剝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帽子亂飛。指責他們的人,除了以往樸素的無產階級感情之外,其主要根據即是來源于這一文件精神。

     

    于是,陳志雄的事情,一下子鬧到了《人民日報》。1981529日,《人民日報》發表《關于一場承包魚塘的爭論》一文,介紹陳志雄承包集體魚塘的情況后說,此事有分歧,有人贊成,有人反對。爭論的焦點是:“雇工算不算剝削”?“能不能跨隊承包”?為此,《人民日報》開辟了“怎樣看待陳志雄承包魚塘問題?”的專欄,展開討論。討論歷時三個月,至830結束。作為我們最高級別的黨報,集中用二三十篇文章來評議一個農民的行為,可以看出對此的重視,看出在特定歷史環境里我們對“雇工”的成見,看出當時人們視個體經濟為洪水猛獸的恐懼。討論中,大多數人認為,陳可以跨隊承包,也可以雇工,雇工也不算剝削,因為他“的收入比其他人高,主要是多勞多得,是無可非議的”。

     

    這種結論的得出,還是因為找到了老祖宗的話作為依據的。討論中,經濟學家林子力聯想到馬克思在《資本論》做出過的那個著名論斷,“雇工到了八個就不是普通的個體經濟,而是資本主義經濟,是剝削。”

     

    這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價值率和剩余價值量》中明確地劃分的“小業主”與“資本家”的界線,按他的計算,在當時(19世紀中葉),雇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樣直接參加生產過程的,是“介于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中間人物,成了小業主”,而超過8人,則開始“占有工人的剩余價值”,是為資本家。

     

    林子力把馬克思搬出來,實際上是表達一種對雇工鼓勵的態度。相對于不能雇工,或者雇工不能超過5個的規定,能夠雇工,而且可以雇到7個工,已經給雇工正名了,已經給業主有了7 個雇工的空間了。

     

    此后,在一段時間,“七上八下”——雇工7個是社會主義,8個是資本主義,就成為社會主義正統的政治經濟學話語體系。在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理論中,“七上八下”是一條鐵定的界線。而陳志雄恰恰沒有越過這條界線。

     

    至于雇工達12人的“傻子”年廣久,則不在報刊討論之列。這大約是當年辦報人的聰明之處:如果討論年廣久的行為,按照“七上八下”的話語體系,“雇工”這個新生事物也就被一棍子打死了。不過,“安徽出了一個叫年廣久的資本家”、“年廣久是剝削分子”的流言頓時傳遍安徽,在政府官員中也廣為流傳。流傳雖流傳,但也沒有人來禁止他的經營行為。

     

    不過,即使有“七上八下”的界線,在當年的意識形態話語體系下,陳志雄的行為注定還要有爭論。

     

    19821月,在昆明召開的全國農業生產責任制討論會上,廣東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的兩位與會者提交了一份調查報告,再次認為,陳志雄的大戶承包已經不是以個人勞動為基礎的經營,而是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大規模經營,其資本主義性質是非常明顯的。

     

    新華社記者以這份報告為根據,寫成《廣東沙浦公社出現一批雇傭勞動基礎的承包大戶》一文,刊登在117日出刊的《國內動態清樣》上,引起了重要領導的重視。一位中央書記處書記批示道:“我個人認為,按這個材料所說,就離開了社會主義制度,需要作出明確規定予以制止和糾正并在全省通報。事關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局,故提請省委考慮。”

     

    廣東省委對此有些不以為然,但還是要對此作出答復。422,廣東省委將《關于陳志雄承包經營的情況報告》送到國家農委。報告肯定了陳志雄的承包方法和經營方式,認為“就其經濟效益來說,比原來‘吃大鍋飯’的集體經營要好”,報告同時強調:“這是發生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效益”。

     

    廣東的態度,為私營企業的雇工政策,撕開了第一道很小很小的、卻決定了中國私營企業命運的小口子。

     

    19831月,中共中央對超出政策規定雇請較多幫工提出“三不”原則:“不宜提倡,不要公開宣傳,也不要急于取締。”

     

    19841022,鄧小平明確指出:“前些時候那個雇工問題,相當震動呀,大家擔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見是放兩年再看。那個能影響到我們的大局嗎?如果你一動,群眾就說政策變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決了一個‘傻子瓜子’,會牽動人心不安,沒有益處。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么?傷害了社會主義嗎?”兩年到了,鄧小平還是說:“再看看。”

     

    “看”了幾年之后,中央1987年中央5號文件中,去掉對雇工數量的限制,私營企業的雇工人數才被徹底放開。“三不”原則改成了十六字方針:“允許存在,加強管理,興利抑弊,逐步引導。”

     

     

     

    鄭炎潮、任仲夷首倡概念,姜維獲得第一張“準生證”

     

     

     

    在關于“雇工”吵吵嚷嚷的爭論中,個體經濟仍然以不可遏止的速度增加。一些有志之士認為,與其做不合民意的阻攔,何如適應形勢的發展而因勢利導之?以任仲夷為首的廣東省委,不但對個體經濟雇工經營未作出任何“制止”和“糾正”,而且一直在為其獲得合法地位努力。

     

    廣東的經濟學家2004年接受訪談時回憶道,1982年,鄭炎潮當時是華南師大研究生部的一名還沒畢業的研究生,當時他在廣東做了大量調研,斷定個體經濟蓬勃發展的趨勢已是不可阻擋。但按照馬克思的說法,雇工到了八個就不是普通的個體經濟,而是資本主義經濟,是剝削了。經過研究,鄭炎潮認為需要一個新概念來定義和規范超過雇工八人的個體經濟,但叫什么呢?就自己定義了一個概念,叫“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私營經濟”。但這個概念很敏感。論文答辯前夕,導師告訴他,關于私營經濟那一章必須放棄,不放棄,他的答辯肯定不能過關。當時他很痛苦,到底是放棄還是堅持自己的觀點呢?鄭炎潮將畢業論文中《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私營經濟》的一章用信件單獨寄給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

     

    在看到鄭炎潮的論文之后,任仲夷親自約見了鄭炎潮。任仲夷說:現在對個體經濟,只能扶持不能壓制,但要扶持個體經濟,首先就要給個體經濟正名,如果個體經濟頭上始終懸著一把“資本主義”的達摩克里斯之劍,個體經濟還怎么發展?你的論文非常好,為我們的決策提供了重要依據,我支持你。并且我們還要圍繞著你的這些觀點,制定一個政策,給它取個正式的名字,就叫做“私營經濟”怎么樣?讓它發展,讓它壯大。(陳敏:《鄭炎潮經濟理論的創新與遭遇》,我刊2004年第7期)

     

    在任仲夷和鄭炎潮“坐而論道”的時候,遠在大連個體戶姜維則以自己的實際行動來爭取這樣一個合法的身份,盡管他不知道以后會用“私營經濟”的這個名稱。

     

    1984年,大連個體戶姜維開辦的“照照看”攝影攤亭擴大成“姜維影書社”,生意興隆,香港一位廖姓商人到大連視察時專門要求見見姜維。港商愿以成本價19.8萬元轉給姜維一臺先進的彩色洗印設備,使姜維擺脫對國營照相館的依附,可19.8萬猶如天文數字。姜維靈機一動,“國營可以搞合資,我們個體戶能不能呢?”辦手續時,姜維被告知,《中外合資法》規定,個人不得與外商合資,因為個體戶沒有法人資格。有人指點說,在大連找不到政策,到北京去找找看吧。姜維坐飛機來到北京。

     

    1980年代初的中國,只有縣團級以上的干部才有資格坐飛機,單單為了坐上飛機,姜維就跑了一天找7個部門蓋章。到北京后,國家部委跑了無數趟,看門大爺要看介紹信,當時還沒有身份證,“沒爹沒娘”的個體戶沒地方開介紹信,結果別說咨詢政策,連上訪都不接待,走投無路的姜維只得一連幾天在那些部委門口不停轉悠。 

     

    直到有一天,別人拿給姜維一張人民大會堂青年聯歡會的票,姜維在會上遇到中央辦公廳主任王兆國,事情才有轉機。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任重、全國政協副主席肖華分別聽取了他的匯報。胡耀邦之子胡德平騎著自行車來看他,并將他的報告帶走。 

     

    半年后,姜維得到國務院特例批準,1984119,中國光彩實業有限公司就此成立,銷聲匿跡27年的私營企業重又獲得國家承認。 

     

    第一張私營經濟的“準生證”誕生。

     

     

     

    私營經濟戴“紅帽子”尋求保護

     

     

     

    雖然姜維獲得了第一張私營經濟的“準生證”,但私營經濟的發展在法律上仍然處于沒有保障的狀態。上述關于雇工的“七上八下”的爭論,雖然有鄧小平要“看一看”的方針,但依照傳統的政治經濟學理論話語體系,雇工所產生的部分收入是非勞動所得,非勞動所得即是“剝削剩余價值”,而這實為1982年《憲法》第6條關于“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的規定所不容。換句話來說,對于私營經濟的經營者來說,在憲法上缺乏存在依據,法律地位不明確。

     

    處在這種尷尬地位的私營經濟經營者自然心有疑慮,此其一;其二,與國營經濟相比,私營經濟的“庶出”地位,決定了其經營者要遇到無法言說的歧視。上文提到的高德良,在198010月給中央領導的上書中,即濃縮了私營業主的普遍心態。

     

    關于心存疑慮這一點,他在上書中寫道:“(我)目前是個體戶,只能容納家庭成員。如要擴大必須增加人手,但一增加人手,就是‘雇工’了。個體工商業者的地位也發生質的變化。算不算‘資本家’?是‘紅色’還是‘灰色’?法律上能不能保證‘他’的地位?”

     

    關于所受到的歧視,他在上書中也直言不諱:“目前,對個體戶的稅收政策,國家對新辦國家或企業可以免稅一段時間,但作為‘私人企業’,新辦沒有喘息期。國家或集體開辦一間企業要資金,個體戶辦企業同樣要資金,一開始在稅收上就‘以嚴處理’是吃不消的。‘周生記’開辦花了三千多元,但從第一天起就征收重稅,幾千元資金什么時候才能清還?作為‘私人企業’,全部(基本上)商品是經濟商品,再在議價(高價商品)商品的營業額征收3%的工商稅,還有所得稅,是否重?起碼一點,價格高,競爭力必然減弱。”

     

    因為心存疑慮和受到歧視,在私營經濟未在法律上獲得明確地位以前,私營業主采取兩種做法來避免懲罰。其一,“見好就收”。河北省某縣一個年產值200多萬的私營鍍鋅鋼管廠,在企業正紅火之時,老板歇業收攤,于19874月將工廠交給了鄉政府。濟南一個扒雞作坊主,賺了一些錢后,怕政策靈活多變,大手花錢,他的幾個女兒出嫁,每人陪嫁8萬元。

     

    其二,一些私營業主涌起了為自己找一頂“紅帽子”的念頭:將自己的私營企業掛靠在其它所有制單位,或者冒領其他所有制單位執照。有人把這種奇特現狀喻為“藏龍臥虎”,即“藏”在合作組織、鄉鎮企業里,“臥”在個體工商戶中。

     

    對此,有學者曾做過一個統計:在1988年憲法修正案通過前夕,如果僅按營業執照算,以私營企業名義登記的全國不過只有6家,即溫州4家,沈陽2家;如果按各地工商局的統計,雇工8人以上的私營企業全國有11.5萬戶,雇工人數為184.7萬人。即使這樣,也與實際數字相去甚遠。有關部門經過實際調查發現,全國28.3萬戶合作經營組織中,屬于私營企業性質的有6萬戶;以集體名義登記,實為私營性質的企業,也在5萬戶左右。三類合計,全國私營企業實有22.5萬戶,雇工總數已經逾360萬人。

     

    為自己戴一頂“紅帽子”,雖然可以避免上述的疑慮和歧視,但私營業主所預料不到的麻煩也接踵而來:“紅帽子”是人家的,客觀上造成了財產關系模糊不清,私營業主的自身權益卻更加難以保障。

     

    報載的兩個例子很能說明這一點:其一是,吉林省扶余市農民楊雨田,1983年組織起“運輸合作社”,吸收待業青年幫工,雖然掛了集體的牌子,但設備、廠房、資金實為楊個人所有。1986年,有人發現他“侵吞”集體財產7萬元,實際上那錢純屬楊的私人財產。他喊冤不已。其二是,河北邯鄲市的馮連印辦了一個商店,資金、經營權都是馮自己的,可是戴上了街道辦事處的“紅帽子”,說好屬掛靠關系,然而,當他用自己的4.7萬元還了貸款后,被法院以詐騙、貪污罪判處死刑。雖然最高院3年后為馮脫罪,但戴上“紅帽子”不但沒有保平安,卻差點把自己送到了鬼門關。

     

    現今看來,這種類似于黑色幽默的事例,讓人發笑之后不免有一份心酸。

     

     

     

    從法律上保障私營經濟合法地位

     

     

     

    不戴“紅帽子”有疑慮、受歧視,戴了“紅帽子”還有可能戴到鬼門關去,私營業主自然熱切呼喚法律上的保障。

     

    對于中央來說,經過將近10年的改革歷程,私營經濟在國民經濟的比重越來越多,傳統上固有的“姓資姓社”意識也逐漸淡化,順應這樣一個歷史發展趨勢,也在積極地為私營經濟擁有合法地位進行努力。

     

    19871014,新華社的一份調查材料進了中南海。這份調查材料反映了一個典型的、帶傾向性的問題:素有經商傳統的溫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個體經濟及私營經濟有了迅速的發展,但近來一些私營企業者患“百萬恐懼癥”,耽心生產經營規模擴大到百萬資產之巨會使自己成為“階級敵人”。于是他們心事重重,不寒而栗。有的怕露富,即便對親戚、朋友,但凡涉及到資產問題,也總是守口如瓶;有的已在悄悄地抽走資金,或找借口壓縮生產規模,辭退雇工;有的則將經營所獲取的利潤不再用于擴大再生產,而是用于購置高檔奢侈品,建造豪華的住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當即在這份材料上批示:“迫切需要擬訂私營企業管理條例,以便有所遵循,而私營企業主也可以放心依法經營。”隨即,對私營經濟立法問題,迅速提到了議事日程。

     

    19871016上午,中南海國務院第三會議室,第一次關于對私營經濟的立法問題的會議。主持會議的中央負責人就立法依據問題指出:我國自實行改革、開放、搞活的方針以來,很多事情都是只要看準了是對發展生產力有利,對社會主義有利的,盡管沒有成文的規定,或者甚至同原有的規定相矛盾,也允許先試驗,在實際中進行檢驗。對私營經濟也是如此。經過了一段時間看一看以后,實踐已證明了在現階段允許和鼓勵私營經濟的存在和發展有利于發展社會生產力。現在的問題是,私營經濟在發展中也確實存在一些問題,需要通過立法,運用法規和政策加以引導、監督和管理。所以,我們要研究這方面的問題。立法當然要有憲法根據,而就目前而言,我國憲法中確實沒有關于私營經濟的條文,但憲法也是要根據變化了的國情進行補充修改的。

     

    19871025,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引人注目地論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私營經濟的性質、地位和作用,明確提出,要鼓勵發展私營經濟,盡快制定有關私營經濟的政策和法律,保護它們的合法權益,加強對它們的引導、監督和管理。

     

    198828上午,中央領導人在中南海主持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討論關于私營企業立法的指導思想和重大政策問題。這次中央高層會議指出,在我國,由于公有制經濟占主導地位,國家可以通過法律、法規對私營企業進行監督管理。我國的私營企業者同資本主義國家中的資本家在性質和作用上存在著明顯的區別,不能像對待資本主義國家一樣對待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私營企業者。對私營企業要鼓勵、引導它們健康發展,保障它們的合法權益,加強監督管理,以繁榮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根據這次會議的精神,國務院有關部門抓緊了對私營經濟立法的起草工作。

     

    1988228,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正式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個別條款的建議》,要求根據幾年來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進一步發展的實踐,就私營經濟和出租土地問題對憲法進行修改。

     

    198837,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5次會議,就中共中央的修憲建議進行了討論,盡管仍有個別委員認為為保持憲法的穩定性,應慎重考慮修改憲法,但大多數委員認為修改憲法個別條款很適時,早修改對改革開放有利。

     

    311舉行的全國人大常委會聯組會議上,馬萬祺委員指出:憲法規定對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是很必要的,隨著私營經濟的發展,現在和今后必須注意加強監督、管理和引導,限制其副作用。1988312,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決議,將憲法修正案草案正式提請七屆人大一次會議審議。

     

    19884月,第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私營經濟”的提法第一次出現在中國的根本大法中。憲法第11條增加“國家允許私營企業經濟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權利和發展。對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的內容。這是中國實行社會主義改造、消滅私營經濟之后,首次在憲法上重新確立私營經濟的法律地位。

     

    19886月,國務院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對私營企業的活動作了法律規范。是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出臺。次年底,全國第一次工商登記,私營企業如雨后春筍般冒出來,一下子達到了9.06萬戶。而這之前,只有溫州等地的6戶私企進行過正式工商注冊。

     

    這樣,私營經濟這個“私生子”終于得到了正式承認,結束了它將近十年的遮遮掩掩、躲躲藏藏、隱蔽活動的歷史,正式向公開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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