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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雅:父親馬洪在改革開放年代
    作者:馬雅      時間:2018-09-18   來源:
     

     

     *1982年的馬洪

     讓經濟走出困局

     記得是1960年初冬,也是在“三年困難”最較勁的時段,父親馬洪去北京第一機床廠做調研。當時主管國家計委的副總理李富春讓他帶著計委、經委、中央黨校、一機部、中科院經濟所和北京市委的人,在那里蹲點。任務是了解基層情況,總結工廠的管理經驗,以便制定條例,整頓大躍進后混亂的國營企業。這次的調研成果成為后來“工業七十條”的基礎。而“七十條”為及時補救大躍進給我國工業帶來的損害,為國民經濟的好轉做出了貢獻。

     1970年,我下鄉插隊,順路看望了隨單位疏散到山西娘子關的父親。當時我沒有工作、沒有學上,對前途很悲觀。父親對我說:“不管誰當政,任何國家都要發展經濟。情況不會永遠像現在這樣下去的。” 這些話使我對未來有了信心。

     文革結束,高崗雖然沒有翻案,父親卻“復出”了。1984年9月初,他為趙紫陽草擬了一封給中央的信,信中強調商品經濟的重要性和它與計劃經濟的關系:“社會主義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計劃要通過價值規律來實現,要運用價值規律為計劃服務。” 這句話表現出高度的政治智慧。此信送交鄧小平和陳云以后,得到認可。局外人也許不知,這是石破天驚的一件大事,是中國經濟終于可以向市場經濟轉化的起點。

      

     *左圖:首次日本考察,馬洪(對面左1),1978年11月。

     右圖:率團去美國考察,攝于工商管理學院,哈佛大學,1979年。

     那個月下旬,父親和吳敬璉一起到上海做宏觀規劃的調研。一天深夜,吳敬璉看見父親的屋里仍然燈光閃亮,于是過來詢問,父親說,現在看到的稿子(《 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的征求意見稿)上,仍然沒有采用“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的提法,他已經分別給胡耀邦和趙紫陽寫信,要求把“商品經濟”的提法寫進去。父親給趙紫陽的親筆信中寫道:“這個問題太重要了,如果不承認這一點,我們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方針,和現行的一系列重要的經濟政策,都難以從理論上說清楚。” 他尖銳地指出:“我們30多年來的實踐證明,凡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認商品經濟和發揮價值規律的作用時,我國經濟的發展就順利、就迅速,經濟效益就好,否則就得到相反的結果。但是長期以來,把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看作是互不兼容的、相互排斥的、截然對立的東西,從理論上說, 這往往是經濟戰線上產生‘左’的一個重要原因。”  

      

     *手跡,1984年

     今天,改革開放在人們眼中看來,似乎是理所當然甚至是輕而易舉的。然而,自新中國成立以來,計劃經濟是天經地義的治國方針,商品經濟被看作是對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威脅,甚至看成等同于資本主義。可是,在帝國主義入侵不再是主要威脅的改革初期,中國能否轉變發展戰略,向西方開放和競爭,就不僅是政治智慧的問題,也是理論創新的問題。因此,當年向歷來占統治地位的過時的教條挑戰,提倡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商品經濟, 幾乎是離經叛道,本身要冒政治風險,何況是處于父親的位置。

      

     左圖:“山西的能源調查”,1982年。

     右圖:“上海的宏觀規劃”,與時任上海領導江澤民(左三)等,1984年。

     首先,由于受高崗的牽連,父親政治上有負擔;雖然文革后他被解放了,而且再度被重用,可“高饒集團”留為黨內少有的懸案,父親在政治上始終沒有得到“正名”,仍算是“戴罪立功”。其次,當年計劃經濟的主帥是陳云,陳在黨內為第二號人物。而早在延安時代,陳云便最早賞識了父親,為他改名,送他進馬列學院深造。同樣不可忽視的是,父親的許多老同志如鄧力群、宋平等,都贊同和擁護陳云的“鳥籠經濟”(計劃經濟的形象比喻),視其為共產黨人在經濟上的底線。所以,父親力主“商品經濟”,使他在原有良好基礎的政治營壘里,眾叛親離。多年后,他曾偶議此事:“ 現在改革成為很時髦的事情了。當初還不知道是否要為此掉腦袋呢。” 當時,也有別的干部如安志文、童大林等提倡“商品經濟”,但父親如此做,頂著的政治壓力遠比其他人大得多。

     從早年投身革命起,父親便組織鐵路工運,后來幾十年都與中國的大型企業的管理和改造有著不解之緣。可以說,在改革初期參與決策的層次中,他是少有的懂得中國現代化企業的干部,能理解計劃經濟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優越,以及在改革開放中的局限。所以,盡管備受爭議,父親堅定地維護了“商品經濟”的論點。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這是需要政治勇氣的。

      

     *陪同趙紫陽視察山東的工廠,1984年。

      

     左圖:參加“中日知識交流會”,與前外相大來合影,1985年。

     右圖:陪同趙紫陽會見美國來賓,中南海紫光閣,1986年。

     “官不做也罷,計劃經濟救不了中國”

     1983年,陳云為編寫《遼沈戰役回憶錄》, 召集有關老同志晤談,父親也在其中。打遼沈戰役時父親不在部隊工作,而且是在1948年赴承德市委書記任上,才被高崗調入東北局的。顯然,這次陳云是破例邀請了父親參與其事。說來自1937年父親初到延安起,陳云即是他的“伯樂”。陳當時是中央組織部部長,他發現父親來自農村,出身貧苦,參加和領導過同蒲路的工人運動,而且工作

     學習都努力。這和陳云自己早年參加革命的經歷有些相似之處。父親小時候家窮,村里的族人見他好學上進,才幫助供他讀完了農村的高小。這在當時的革命隊伍里,父親算是為數不多的“黨信得過的知識分子”了。因此,陳云不但將父親的名字由“牛黃”改為“馬洪”,以便日后派回白區做地下和統戰工作,進而認為他是可塑之才,應當留在延安的中央黨校(后來的馬列學院、中央研究院)進一步培養。

     所以,陳云從延安起就是父親的恩師。而改革開放時,他召見父親還有另一番的考慮。當時,以陳云為首的黨內元老們對鄧小平看中的胡耀邦、趙紫陽的種種政治、經濟改革舉措不甚滿意。當鄧大張旗鼓地先后要派胡、趙去接管國家計委——“計劃經濟”的地盤時,陳云設想如果派馬洪去計委,也許能把住“計劃經濟”這道關。因為父親不但有在計委、經委管理宏觀經濟的經驗,又和正主持計委而要被陳云調去主管中組部的宋平當時是兒女親家。于是,在談“遼沈”時,陳云向父親提出了這個建議。而父親對陳云的提議相當意外。在他剛剛復出時,曾向上級表示過想回國家計委,“在哪里跌倒了,就在哪里爬起來”,卻遭到婉拒。當時胡喬木對父親說:“黨一貫培養你做理論工作,你還是到社會科學院來吧。”于是父親當了社科院的院長。父親本人則認為自己不能回計委,一定是來自最高層的意見。然而,這次陳云當面提議讓他回計委,父親不能不體會到這個提議的分量。

     但是父親內心對此非常矛盾。經過幾十年的在上層和底層的摸爬滾打,他深深體會到只搞計劃經濟在中國是行不通的。尤其是改革開放,中國的政治、經濟都出現了勃勃生機,不能再走老路了,要抓住這個百年不遇的大好時機,讓中國真正富強起來,讓人民過上好日子。所以,父親在經過深沉甚至是痛苦的思慮后,

      

     左圖:北戴河,1988年。

     右圖:考察法國,與馬雅(比利時留學生)于巴黎凱旋門,1980年。

     終于作出了極不利于自己政治前途的決定:“官不做也罷了,計劃經濟救不了中國。”幾天后當陳云再次召見他時,父親明確地表達了自己的意見。之后,父親被陸續解除了相對重要的若干職務,包括社科院院長、國務院副秘書長等,只在趙紫陽下面做咨詢。

     不同意經濟過熱

     在1987年一次中央財經小組會議上,父親針對當時經濟過熱的情況,提出應當“緊縮”的建議,而當時鄧小平和趙紫陽都主張經濟應當“更熱”。

     那次中央財經小組會議對通貨膨脹問題爭論的緣由如下:在“ 六五 ”期間,我國曾連續幾年出現了國民收入超分配的問題,尤其在1984年至1986年增勢很猛。“六五”計劃規定全民所有制企業固定資產投資3600億元,可實際完成5330億元,超過計劃48%。1984年至1986年,全國投資平均每年增加27.5%。到了1985年底,基本建設項目有7萬多個,在建規模達5300億元,已有1/3以上的缺口。而1986年1月至6月新開工的基建項目又有11000個,缺口更大。消費基金在整個“六五”期間,年增691億元,平均每年遞增17.4%。1984年至1986年超分配中靠發票子彌補的分別占92%、61%和44%。貨幣發行量年增25.7%。因此又導致物價增長過猛,這些都大大超過工農業總產值的每年13.7%和國民收入每年11%的增幅。

     父親對這一情況深感憂慮,于1986年7月18日給趙紫陽寫了一份報告,分析了過熱的表現、原因和危害,并提出了建議。然而,由于最高層的意向集中于大力推進改革,這一建議未得到及時的重視。到了1987年,投資過大、需求失控等不利局面愈演愈烈。同年4 月間,國務院開會討論此事。而原來擬定發言的常務副總理姚依林, 突然說他不做匯報了,讓馬洪代其發言。姚的稿子本來就是馬洪起草的,于是馬洪在會上大致講了以下觀點:

     1、在國民經濟的“助跑期”,應為日后高速度發展準備好基本條件,而不應把重心放到追求近期的高速度上;

     2、在打基礎的階段,應適當節制消費增長;

     3、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全程中,要經常保持運行中的整體有效性,這才能保持國民經濟穩定健康地發展。

     看到馬洪的發言明顯與鄧的精神相悖,趙不得不打斷。他按照既定的口徑強調遇到的問題只有靠深化改革來解決,而深化改革就要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之后,會議的意見就一邊倒了。

     我常常想:是不是父親小時候在村里讀私塾,中孔孟之道的毒太深了,變得愚忠?

     而老人相會,往往是在醫院里。1989年后的一天,馬洪在北京醫院遇見趙紫陽,他看到紫陽蒼老多了,兩位老朋友拱手問候。

      

     江澤民與馬洪,1992年。

     李鵬與馬洪,1993年

     晚年的執著

     江澤民當了主席以后,1993年讓父親主持編寫了《什么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一書, 并親自作序,來肯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方向。接著,中央邀請一些老同志座談,電視臺到場采訪。在那次座談會上,到會的多數人講了一些擁護當時流行的一個新觀點(“三個代表”)的話,輪到父親發言時他卻說:“我50多年前加入黨,是在鐮刀斧頭下宣的誓,為工農利益、為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奮斗終生。我們不能放棄這個根本宗旨。” 事后電視臺錄播座談會時,父親的發言被刪去了。

     事也湊巧,不久,在美國定居的我和兒子,看了有關斯諾當年訪問延安的文獻片。我挺興奮地打越洋電話,告訴父親,他的外孫已經知道延安,知道那是當年姥爺姥姥十幾歲時為了抗日救亡而奔赴的革命根據地。父親聽后,感慨萬端,但他因為患帕金森氏病,說話有困難,很久才迸出這么一句:“ 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我聽了卻不知該說什么才好,老半天沒作聲,父親遂掛上了電話。事后想起,我一定傷了他老人家的心。

     2001年,老同志季崇威病重,父親去醫院看望他。1959年廬山會議前后,由于大刮“共產風”,中國的國民經濟瀕臨崩潰。時任國家經委企業管理局副局長的季崇威,在經委召開的干部會議上,根據他調查整理的材料,做了實事求是的、系統的長篇發言。當他聯系到群眾的疾苦時,言辭十分激烈,以至于坐在他身邊的父親,不得不在桌子底下用腳輕輕踢他,提醒他注意分寸。可季崇威旁若無人,繼續慷慨陳詞,全然不計個人得失。盡管當時已有種種跡象表明,如此“倒行逆施”,下場肯定不好。季崇威卻一不做二不休,在會上發言之后,又把幾萬言的文字報告遞交各級領導,決意為民請命。結果季崇威被打成“右傾分子”,下放工廠勞改3年。

     40多年后的2001年,季崇威被診斷有肝癌。父親聞訊趕去醫院探望,這兩位飽經滄桑的同志兩手緊握,長達一個多小時之久。更令人難忘的是,在垂暮之年,他們不是惦念自己的病情和子女,而是對社會上貧富不均的現象,對黨內存在的嚴重貪腐,痛心疾首。季崇威對我父親說:“目前黨內和政府內一些人的腐敗,已超過了當年的國民黨!”

     回想父親出身貧苦,他參加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革命,更是因為當時國難當頭。盡管他一生坎坷,可他咬緊牙關沒有離隊。父親是一個開通的人,并沒有把他的意念強加于我。而撫今追昔,對比那些貪官大鱷倒行逆施、禍國殃民, 更痛感父親赤子之心的可貴。

      

     在北太平莊4號, 馬雅赴美前與馬洪合影,1986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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