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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尚全 口述:親歷中央若干重要改革文件的起草過程
    作者:高尚全      時間:2018-09-20   來源:中國共產黨歷史網
     

    1980年,我從一機部調到新成立的國家機械工業委員會,機械委主任是薄一波。當時,為什么要成立機械委?主要是因為機械制造行業一直統不起來,8個機械工業部各管一套;有兩個制造體系,使用部門搞制造,維修部門也搞制造,重復生產和建設的問題很嚴重。所以,要搞個機械委統起來。機械委一成立,就搞了10種機電產品規劃,包括縫紉機、手表、電視機、自行車,等等。現在看來,當時還是使用行政的辦法對機械制造業進行整合。

    1982年3月8日,五屆全國人大第22次會議決定:撤銷國家機械委,成立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以下簡稱“體改委”),由國務院總理兼主任。4月24日,中央任命薄一波為體改委黨組書記、第一副主任。這樣,我們機械委的一批骨干就跟著他來到體改委,我被分配到調研組。1983年,我擔任調研組組長。1984年,我受體改委黨組委托,負責籌辦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并且擔任第一任所長。1985年,我擔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黨組成員。從1984年到2003年,我先后六次參加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親歷了中國經濟改革的若干重大決策過程。

    一、政治經濟學初稿:《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

    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的改革進程。1982年9月,十二大明確提出了抓緊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任務,并且指出這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集中力量進行現代化建設的最重要的保證。十二大報告提出:允許對部分產品的生產和流通不作計劃,由市場來調節,是從屬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有益的。在計劃管理上,也根據需要采取指令性計劃和指導性計劃兩種不同的形式。雖然十二大的提法仍然是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只是作為補充,但這是第一次在黨的文件中提到“市場”,第一次提出指令性計劃和指導性計劃的劃分,由此打開了傳統計劃體制的口子,為下一步的突破奠定了基礎。隨后,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開始加快。尤其是1984年以后,隨著國民經濟形勢的進一步好轉,經濟工作的中心逐步由調整轉向改革,改革的重點也逐步由農村轉向城市。黨中央和國務院針對改革的進程作出一系列重要決策和指示,使得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進一步加快,改革的范圍進一步擴大,由此整個改革形勢也醞釀著一次戰略性的突破。

    1984年4月27日,中央指定我和楊啟先、顧家麒參加十二屆三中全會文件起草小組。4月30日,起草小組成員到玉泉山集中,召開會議,對文件的起草進行研究和醞釀。5月10日,起草小組開會討論文件的起草思路,由田紀云重點匯報。田紀云說:上次三中全會主要是撥亂反正,推動農村的改革;這次三中全會,要成為城市改革的起點。搞一個文件起草小組,半年為期,提出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方案。6月9日,胡耀邦主持會議,討論文件中加快改革的一些意見,由胡啟立重點匯報。胡啟立說:我們的想法是,十一屆三中全會打開了農村改革的新局面,十二屆三中全會能否在城市改革方面打開新局面,再用五年、七年或更長一點時間,使城市經濟改革有一個重大突破,這將是一個了不起的成績。這個決定不是拿出一個完整的藍圖,而是既要總結過去改革行之有效的經驗,又要指明今后改革的方向、路子,同時給予必要的思想理論上的解釋。胡耀邦、萬里、田紀云也都先后發表意見。此后,中央又找了有關省市和部門領導進行了座談和討論。

    在起草《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第五稿的時候,胡耀邦于1984年7月30日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傳達了鄧小平的意見:“最理想的方案是通過一個改革的文件。十一屆三中全會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都起了很好的作用,這次三中全會能否搞一個改革文件?這個文件將對全黨起巨大的鼓舞作用。就搞這個文件,別的就不搞了。”會議決定,成立由胡耀邦、趙紫陽、胡啟立、胡喬木、姚依林、田紀云組成的文件起草領導小組,進一步調整和充實文件起草的力量。《決定》第五稿還被下發到中央各部門和各省、直轄市、自治區征求意見,而各部門和地方也都認真進行了討論,并提出了修改意見。例如,國家體改委提出:文件在講到過去的經濟模式時,必須明確它是限制商品經濟發展、排斥價值規律的。在講到改革要建立新的模式的時候,應當明確提出我們的經濟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在修改文件的過程中,一個爭論比較激烈的問題就是在文件中提不提“商品經濟”?有人認為不能提,說社會主義是計劃經濟,怎么提商品經濟呀?如果提商品經濟,不是搞資本主義了嗎?我認為應當提商品經濟。我說:根據我的調查,哪個地方經濟搞得活,老百姓比較富裕,就是因為那個地方搞了商品經濟。廣東人愛吃魚,可是搞計劃經濟沒有魚吃了,因為價格管死了。后來,逐步放開價格,養魚的人有積極性了,市場上魚就多了,多了以后價格也下降了,老百姓就有魚吃了。所以,搞商品經濟沒有錯。原來有一句話:“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現在應當加上一句“只有商品經濟才能富中國”。然而,我的觀點未能在起草小組中達成共識。因為我當時是以體改所所長的身份參加文件起草的,力量不夠,反對者的職務都比我高。沒有辦法,我就跟童大林商量說:“這個問題有爭論,我希望以體改研究會的名義開一個研討會,討論商品經濟問題。”安志文、童大林都很贊成。

    8月底,我們又請了將近20人在西苑旅社召開了一次研討會,包括董輔礽、蔣一葦等人都來參加。我先介紹了一下情況,說:“對于要不要提商品經濟,現在有不同意見。這個問題要突破,希望大家討論一下。”會上,大家的意見很一致,都是贊成的,認為商品經濟是社會主義必須經歷的一個階段。同時,我們還討論了十二大提出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問題。為什么要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計劃經濟是制度和體制問題,市場調節是手段問題,十二大上的這個提法不對稱,不應該這么提。

    9月7日,我把研討會的意見報給中央,并提出對于經濟體制改革幾個理論問題的看法。我的主要觀點是:當前的經濟體制改革要求在理論上有一個關鍵性的突破,要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概念。現在,明確提出這個問題的條件已經成熟了。我后來才知道,在我提交這個意見之前,馬洪也提交了《關于社會主義體制改革下我國商品經濟的再探索》的報告。報告提出:承認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是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實行對內搞活、對外開放方針的理論根據。報告還建議,把這一提法寫進即將召開的十二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中去。

    9月9日,趙紫陽給中央常委寫信,提出了關于經濟體制改革中的三點意見:第一是計劃體制問題,即社會主義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第二是價格改革問題,即國家定價的范圍逐步縮小,放開的比重逐步擴大;國家規定的價格,通過調整,逐步向市場價格靠攏。第三是國家領導經濟的職能問題,其近期改革的主要內容是政企分開,各級政府都要逐步簡政放權,減少對企業的干預,學會用經濟手段來進行宏觀控制。鄧小平、陳云表示完全同意。所以,他的這封信起了關鍵作用。最后,十二屆三中全會在《決定》中寫上了“商品經濟”,“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說法也就再不提了。

    實際上,在經濟改革的決策過程中,始終存在計劃與市場的爭論。為什么呢?因為傳統觀念認為:計劃是社會主義,市場是資本主義。這個問題在國際上是個長期爭論的問題,國內則更為突出。1984年,中央的《決定》把“商品經濟”的概念提出來,是采取了一種迂回的辦法,為“商品經濟”正名。10月20日,就在《決定》通過的當天,鄧小平說:“我的印象是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我有這么一個評價。”他還說:“這次經濟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釋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有些是我們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有些新話。我看清楚了,過去我們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寫出來,也不容易通過,會被看做‘異端’,現在用自己的實踐回答了新情況下出現的新問題。”

    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在黨的文件中寫上“商品經濟”是不容易的。但是,中國的經濟改革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漸進的、逐步突破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雖然是個新提法,但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決定》同時還說,商品經濟與計劃經濟不是對立的。計劃經濟的概念并沒有解決。《決定》里面除了“有計劃”三個字的限制以外,還有勞動力不是商品,礦山等不是商品。這是因為當時有人提出:要對什么不是商品作出限定。同時,人們對“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理解也不同,有人在“有計劃”上做文章,認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還是計劃經濟。而我們則認為,重點應當放在“商品經濟”上。商品經濟就是要通過商品來交換,要等價交換,要遵守價格規律。所以,爭論并沒有停止。

    二、把改革放在首位:《中央關于“七五”計劃的建議》

    1985年,中央“七五”計劃建議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央主要領導同志直接領導下進行的。3月初,就成立了中央文件起草小組。參加起草小組的有:房維中、袁木、王忍之、高尚全、桂世鏞、李伯溪、魏禮群、鄭洪慶、陳吉元、宮著銘、王積業、劉洪、張光瑞。

    在起草《中央關于“七五”計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時,中央下了決心,強調要“把改革放在首位”。并且,還提出三個目標:第一個目標,通過“七五”期間或者更長一點時間建立新體制的基礎。第二個目標,要為改革創造良好的環境。第三個目標,“七五”期間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實際上,《建議》也就是關于改革的建議。在1984年《決定》的基礎上,《建議》又有突破,就是把改革的目標提出來了,要在“七五”期間或者更長時間,建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新體制的基礎。同時提出,整個“七五”期間把改革放在首位。根據這個指導思想,8月13日,起草小組完成第六稿,共8個部分、71條,增加了基本指導原則,首先突出了把改革放在首位,使改革和建設互相適應,互相促進。

    8月20日下午,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由胡耀邦主持。我列席了這次會議。根據我的回憶,趙紫陽先講了三條意見:(1)這個文件是制定“七五”計劃的建議,而不是計劃本身,是中央的建議。因此,涉及的是重大的指導思想、重大的戰略、重要的方針和政策。(2)在討論中,很多同志提出形勢怎么估計?應當如實地估計形勢,并且要留有余地。最近,耀邦同志在中央黨校講了話,認為形勢是我們制定政策的依據,估計高了不好,但估計不足也不好,還要如實地反映。(3)突出改革,這是根據小平同志一系列指示提出來的。改革五年不可能完成,但大體形成新體制的雛形。會上,姚依林、李先念、王震、彭真、習仲勛作了發言。胡耀邦說:文件原則通過,拿到下面去討論。

    8月30日,中央辦公廳向各省、各自治區、直轄市黨委、中央直屬機關、中央國家機關黨委、解放軍總政治部發出通知:“《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8月20日稿)已經中央政治局原則同意,擬報請四中全會、黨代表會議審議通過。現將這個《建議》(稿)發給你們,請分送給黨代表會議代表征求意見,組織討論,于9月10日前將修改本退中央辦公廳。”

    在這個過程中,國家體改委和中國社科院組織召開了“宏觀經濟管理國際討論會”(即“巴山輪”會議)。我當時是體改委副主任,所以由我和廖季立具體負責這個事。這個會是世界銀行駐中國首席代表林重庚建議召開的。他認為:應當深入討論計劃與市場的問題,討論改革的目標模式問題。我們商定,由林重庚代表世界銀行邀請國外專家,包括: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1981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托賓(James Tobin),英國劍橋大學教授、格拉斯哥大學名譽校長凱恩克勞斯爵士(Alexander Cairncross),聯邦德國證券抵押銀行理事長埃明格爾(Otmar Emminger),匈牙利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部主任科爾奈(Janos Kornai),英國牛津大學安東尼學院高級研究員布魯斯(Wlodzimierz Brus),南斯拉夫政府經濟改革執行委員會委員、斯洛文尼亞藝術與科學院通訊院士巴依特(Aleksander Bajt),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學教授、韓國財政體制改革委員會顧問瓊斯(Leroy Jones),日本興業銀行董事、調查部部長小林實,等等。我們負責邀請國內專家,包括:國家體改委黨組書記安志文、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總干事薛暮橋、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總干事馬洪、中國社科院副院長劉國光、國家體改委副主任童大林、高尚全,以及洪虎、楊啟先、郭樹清、樓繼偉、吳敬璉、趙人偉、張卓元、周叔蓮、陳吉元、戴園晨、宮著銘、項懷誠、王琢、田源、吳凱泰、李克穆、何家成、李振寧,等等。

    8月31日,趙紫陽在中南海紫光閣會見了參加“宏觀經濟管理國際討論會”的中外代表,并發表了即席講話。他說:城市經濟改革的任務相當艱巨,企業經營權擴大之后,宏觀管理如何與之相適應還需要認真研究和解決。中國現階段的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因此,在增強企業活力的時候,要逐步建立一個完善的市場體系,包括商品市場、金融市場和勞務市場等。國家對企業的管理要逐步由直接管理為主轉變為間接管理為主,運用經濟和法律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來調節和控制宏觀經濟,以便更好地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9月2日至7日,“宏觀經濟管理國際討論會”在由重慶開往武漢的“巴山”號游輪上舉行,史稱“巴山輪”會議。會上,科爾奈提出:“世界各國宏觀經濟管理的模式基本上分兩大類,一類是通過行政手段協調,二類是通過市場協調。在第一類中,又可分為直接行政調節和間接行政調節。在第二類中,可分為完全非控制的市場協調和宏觀控制下的市場協調。”當然,他也說這是抽象的概括,實際上各種方式往往交錯并同時存在,這種分類是指調節的主要方式,完全非控制的市場協調,在實際生活中是不存在的。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改革的目標模式,可以選擇間接行政調節,也可以選擇宏觀控制下的市場協調。這兩種模式都要求基本上取消指令性實物計劃指標,由國家主要通過經濟手段進行控制。經過討論,我們傾向于選擇宏觀控制下的市場調節,就是要發揮市場的作用,把宏觀調控與市場作用結合起來。這是“巴山輪”會議的一個重要成果。9月10日,會議以安志文的名義,向國務院提交了《宏觀經濟管理國際討論會對我國改革有參考價值的幾點意見》的報告。

    在修改《建議》時,我們特別注意吸收了“巴山輪”會議的討論成果。文件中有這樣一段話:“建立新型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主要是抓好互相聯系的三個方面:第一,進一步增強企業特別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的活力,使它們真正成為相對獨立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第二,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的有計劃的商品市場,逐步完善市場體系;第三,國家對企業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為主轉向間接控制為主,主要運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并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來控制和調節經濟運行。要圍繞這三個方面,配套地搞好計劃體制、價格體系、財政體制、金融體制和勞動工資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以形成一整套把計劃和市場、微觀搞活和宏觀控制有機地結合起來的機制和手段。”

    這段話是相對于1984年《決定》的一個進步,它明確地提出:要由直接調控為主轉向間接調控為主。這不僅是宏觀管理方式的轉變,而且是觸及經濟體制模式的根本轉變。實行間接調控為主,勢必要求建立新的宏觀調控體系,建立靈活的市場調節機制,以及適應市場供求變化的微觀主體。同時,這一思路的形成,為后來十三大提出“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新體制框架奠定了重要基礎。

    “七五”時期是我國深化改革的關鍵時期。黨中央、國務院提出,爭取在五年或者更長一些時間內,基本奠定具有中國特色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基礎。要完成這個任務,必須進行綜合配套改革。這是我國改革歷史上的第一次嘗試。

    1986年1月25日,在國務院第二會議室召開了一次座談會,討論“七五”期間特別是“七五”前期經濟體制改革的步驟和綜合配套改革問題。安志文和我參加了這次會議。3月15日,趙紫陽在聽取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工作會議匯報時指出:“今年改革有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為明年、后年的改革做好準備。首先要研究明、后年改革的步子究竟走多大?在改革的深度和廣度上達到什么程度好?步子走大一點,比較有利,還是走小一點比較有利?大家可以醞釀研究一下。當然,這不能完全從我們的愿望出發,要看主、客觀的條件。”他還提出:“具體說來,明年的改革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去設計,去研究:第一是價格,第二是稅收,第三是財政。這三個方面的改革是互相聯系的。”他還強調:“價格、稅收、財政的改革必須配套。這是改革工作的一項重大系統工程,應統一來搞。”

    為此,國務院辦公廳于3月25日發出通知,決定成立國務院方案研究領導小組,負責研究制定明后兩年的改革方案和主要措施。領導小組由田紀云負責,張勁夫、呂東、安志文等人參加;下設方案辦公室,任命高尚全為辦公室主任,楊啟先、傅豐祥、吳敬璉為副主任。其中,吳敬鏈是后來增補進來的。

    根據3月15日講話的精神,4月8日到10日,方案辦公室用了3個半天的時間,討論明后兩年綜合配套改革的基本思路。當時,改革方案辦公室集中了40個人,包括了從體改委、財政部、人民銀行、社科院各個方面抽調的人員。一些年輕的業務骨干都在里面,像郭樹清、樓繼偉、周小川、宮著銘、石小敏、賈和亭等,更年輕的還有華生。為什么組織那么多人?就是因為要搞綜合配套改革的設計,僅靠單個部門是不行的。

    4月16日,國務院副總理田紀云主持召開了改革方案領導小組辦公室會議,研究討論明后兩年配套改革的基本思路。在討論中,絕大多數同志認為,明后兩年的改革著重在建立市場體系、特別是要在商品物資市場和實行間接調控兩方面邁出決定性步子,為企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平等競爭創造條件。但在改革的配套關系、側重點以及步子大小等問題上,討論中存在三種不同的思路。第一種思路:以價格、稅收、財政、投資體制的配套改革為重點,流通、金融、企業、計劃等改革緊密配合。價格以調為主、先調后放。第二種思路:繼續給企業擴權,宏觀經濟實行分層次管理。價格以放為主,小調小放,逐步擴大生產資料市場。第三種思路:圍繞形成商品市場特別是生產資料市場,以價格和物資管理體制的配套改革為重點,稅收、財政(分稅制)、金融(建立短期資金市場)體制改革緊密配合。

    4月25日,方案辦公室提出了明后兩年改革配套的基本思路。在討論中,對于明后兩年的配套改革究竟達到什么目的?有兩種判斷。一種判斷是比較樂觀的,認為由此就能形成比較完善的商品市場,宏觀調控轉向間接調控為主,新體制的框架基本建立起來,實現新體制占據主導地位。另一種判斷則比較謹慎,認為要使新體制占主導地位或者建立新體制框架,必須在三個方面有根本性的變化。其一,大部分工業企業實現自主經營、自負盈虧,這是新體制必須具備的微觀基礎。其二,要有一個比較完善的商品市場和初步發育的資金市場。其三,主要運用經濟的、法律的手段來調控經濟運行。明后兩年改革的重點是價、稅、財聯動,在企業自負盈虧方面不會有根本突破,國家與企業的分配比例在全局上還不能做大的調整,資金市場還難以形成,計劃體制改革的步伐也不會很大。因此,改革可使新體制在若干重要方面上升為主導地位,為更深層次的改革掃清道路。目標定得過高,范圍搞得太寬,可能是不現實的。

    以上這兩種判斷之間存在較大的差異。具體來說,由此又形成大概三種意見。第一種意見主張:明后兩年改革的中心是理順生產資料價格,發揮商品市場功能。其他方面都要圍繞這個中心,采取配合性的改革措施。例如,調整產品稅率,開征資源稅,以調節因提價引起的經濟利益關系的變動;加強投資的計劃性,控制基建規模,改善價格改革出臺的經濟環境等。只要生產資料提價這一步邁出去就是一大成績,所以,這是一種功能性的改革。而經濟體制的構成或者實質性的改革應當放后一點進行。這個思路有利的一面是改革的目標集中,內容比較單一,方案準備工作量不大,對各方面的利益關系牽動比較小,實行起來不會有太大的阻力和風險。不利的一面是對舊體制觸動不大,整個經濟運行機制不會有多大的變化,調價的效力很快會衰減,結果可能是舊體制在更高價格水平上的繼續。

    第二種意見主張:抓住當前不可多得的有利時機,果斷地實行比較徹底的配套改革,打破新舊體制并存的狀態,建立新體制的框架,“七五”后兩年不必再走大的步子,主要是進行消化、補充。這就要求:(1)重要生產資料的價格調整基本上一次到位,一次性地提高到市場價格的水平,結束雙軌制。(2)調后即放。在提價以后半年到一年之內,基本上取消重要物資的計劃調撥制度,形成以限價、浮動價、合同貿易為特征的統一的商品市場。(3)稅收聯動。通過開征資源稅、土地稅等,將提價的好處收歸國家,同時對加工制成品進行減稅和補貼,以穩定消費品的市場價格。(4)改革稅制。大大縮小產品稅的范圍,通過普遍開征資源稅、土地稅、固定資產占用費等,全面實現國有資源、資金的有償使用。(5)在確定中央、地方事權范圍的前提下,重新劃分地方收支,建立分稅制基礎上的分級財政。(6)實行利改稅,全部將撥放流動資金改為銀行貸款。此外,在計劃體制、物資體制、投資體制,企業財產關系、經營方式、領導體制、勞動就業制度和工資福利制度,銀行體制和政府機構等方面,進行相應的改革或者試點準備工作。這種設想有利的一面是,改革的配套性強,在經濟體制各個方面可以取得重大突破,加速建立新體制的主導地位,避免“七五”后期再來一次大的配套改革。不利的一面是,設計方案和各項準備工作十分艱巨,對社會經濟環境的要求很高,干部的思想和管理能力可能跟不上。兩年中要完成這么多改革,任務相當困難,容易出現意想不到的問題。改革在廣度和深度上沖擊舊體制,遇到的阻力和風險必然增大。

    第三種意見是,配套改革在切實可行的范圍內盡量邁出大步,但是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要準備“七五”后期再進行一次更深層次的配套改革,才能使新體制真正占主導地位。明后兩年價格改革的步子要大,但是不能強調“一次到位”,不同的生產資料可以有不同的提價幅度。先作一次較大的調整,爾后視情況需要再實行微調,避免對市場造成過大的沖擊。在提高生產資料計劃價格的同時,分步驟地減少分配調撥,擴大市場調節的范圍。但至少在兩三年內,計劃分配不能完全取消,“雙軌”價格還會繼續存在,但可以通過建立專營市場等辦法趨利避害。開征資源稅、土地稅等稅種是必要的,但在一定時期產品稅仍然會占相當大的比重,并發揮重要的調節作用。因生產資料提價增加的收入,應由國家稅收的形式收回。但對利潤率偏低的原材料的生產企業,仍需留給一些好處,增強其自我發展能力。由此減少的財政收入,可用原來無償開發國家資源的非國有企業交納的稅款補償。為了控制零售物價,對加工產品有選擇地實行減稅。確實消化不了,導致虧損,產品又適銷對路的企業,應允許適當漲價。確屬必保的重點建設項目,若因資本貨物全面提價難以按計劃完成的,可追加一定投資。在配套改革中,計劃投資體制的改革具有關鍵的意義,必須下決心,較大幅度地減少指令性計劃指標和重要物資的分配調撥。各級政府從現在起要逐步退出生產性、盈利性項目的投資,轉向主要搞好公共基礎設施、公共事業的建設。沒有這個條件,光靠價格調整,很難出現一個生產資料市場,也無法合理地劃分中央與地方的收支,建立分稅制的分級財政。

    還有的同志提出:在配套改革期間,需要保持適度的經濟增長。如果因為搞改革,把經濟發展速度連續兩年降得過低,會引起許多新的問題。配套改革不能抑制企業的動力和活力,價、稅、財聯動是必要的,但企業體制和金融體制的改革也應相應深化。在商品經濟中,物資的運動一刻也離不開資金的運動,要搞活生產資料市場,必須在搞活資金流通上進行必要改革。在討論中,大家共同感覺到:明后兩年的配套改革,同煤炭、石油、石化、有色等部門的“大包干”必將產生許多矛盾,這是一個很難解決,但又必須解決的問題。

    6月26日,我利用向趙紫陽匯報考察匈牙利、南斯拉夫情況的機會,同時匯報了方案辦公室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思路。7月28日到8月1日,安志文、高尚全、楊啟先、傅豐祥到北戴河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匯報明后兩年配套改革的總體設計,包括政府轉型與宏觀調控怎樣從直接調控轉向間接調控。

    1986年底,經過反復考慮,中央放棄了價、稅、財聯動改革的方案,轉向搞國有企業承包制。當時的情況挺復雜,有不同的聲音。

    三、推進要素市場化:《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90年代初,改革出現了回潮。有人提出了“是資本主義改革、還是社會主義改革”的兩種改革觀問題;并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說改革的方向搞錯了,搞了資本主義。當時,對市場經濟批得很厲害,說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利用外資也是資本主義。在這種情況下,1992年鄧小平發表了南方談話,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根據南方談話,十四大確定我國改革的目標,就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明確以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底怎么建立呢?我們沒有經驗。到1993年,中央決定起草一個文件,就是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

    1993年5月,中央政治局舉行全體會議,決定下半年在北京召開十四屆三中全會。全會的主要內容是,討論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問題,并作出若干決定。5月31日,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主持召開文件起草小組的第一次會議。會上,宣布成立文件起草小組,溫家寶是起草小組組長,以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身份主持起草工作。我參加了起草小組,小組成員還有鄭必堅、項懷誠、王夢奎、劉國光等25人,有關部門的負責人都參加了。起草小組下面分幾個分小組,我負責“市場體系”,我們這個小組有3個人:鄭新立、張卓元和我。在這次會議上,江澤民就《決定》的框架、主要內容及需要回答的問題等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他強調,起草這個《決定》要以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十四大報告精神為指導思想,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提供一份綱領性的文件。他還說,這個《決定》對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關系到本世紀末直至下個世紀中國的發展。溫家寶則對起草工作提出要求:在如何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問題上,《決定》要比十四大前進一步,在推進改革的政策措施上要有新突破,長遠目標要明確,起步要扎實。必須要以高度的責任心和使命感,集中精力才能起草好這個文件。

    經過兩天半的學習討論,起草小組初步確定了文件的框架。半個月緊張工作過后,起草小組草擬了一份共10個部分、53條的文件提綱。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聽取了起草小組關于《決定》起草內容的匯報,并原則同意了這個提綱,要求據此開始正式文件的起草。從6月下旬開始,起草組用了兩個月時間,先后完成了第一稿至第四稿。

    9月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南海再次聽取起草小組關于第四稿的匯報,根據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的意見已修改后形成第五稿。江澤民和常委們分別就確立現代企業制度,加快金融、財稅、投資、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步伐,重視科技教育工作等問題提出意見。會議對《決定》第五稿表示原則同意,并要求起草小組在此基礎上加以修改,逐步完善。

    9月20日,在懷仁堂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全體會議,又討論了修改后的《決定》第六稿。會議認為,這一稿符合鄧小平同志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與黨的十四大精神相吻合、相銜接的,有所創新,有所突破。會議原則同意這個文件,并提出了一些具體的修改意見和要求。

    9月底,中共中央把《決定》的第六稿印發到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中央和國務院的各部門、各單位征求意見。黨的十四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中央黨政軍各部門負責干部,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各大軍區的黨委負責同志參加了對《決定》征求意見稿的討論。他們在總體上給予肯定的同時,提出了1050多條修改意見。這些意見大到文件的結構、內容,小到文句字詞、標點符號,充分體現了嚴肅、認真、負責的精神。

    10月15日,中共中央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征求各民主黨派、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和無黨派知名人士對《決定》草稿的意見。這些長期與中共合作共事的代表人士對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出了許多修改建議。在此期間,中央常委會還分別召開了黨內老同志座談會和經濟界專家座談會,征求意見,聽取建議。根據各方面的意見,起草小組對《決定》征求意見稿又作了270多處修改,形成《決定》第七稿。

    在文件起草過程中,取得了一些進展。一個是我們組提出了資本市場的問題。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好像沒有什么爭論,但這也是一個重大突破啊!因為新中國成立以后就不能提資本市場,認為它是跟資本主義相聯系的,社會主義只有資金,只能講資金怎么流轉,怎么利用,不能提資本,更不能提資本市場。因此,十四屆三中全會能夠提出資本市場,是一個重大突破。另一個是關于勞動力市場的問題。1985年就提出了“勞務市場”,十三大提出“勞動就業市場”,這次準備還是提“勞動就業市場”。對此,我提出:應當明確提“勞動力市場”。當時,起草小組的阻力挺大,有的同志不贊成,認為勞動力怎么能進入市場呢?工人階級是主人翁,怎么能進入市場?在8月30日的第三稿第14條中,我們還是這樣寫的:“當前培育市場體系的重點,是發展要素市場,包括金融市場、房地產市場、勞動力市場、技術市場、信息市場等。”“改革勞動就業制度,逐步形成勞動力市場。”但是,到了9月28日的征求意見稿中,就發生了變化。征求意見稿第13條提出:“當前培育市場體系的重點是,發展金融市場、勞動就業市場、技術市場和信息市場等。”“改革勞動制度,逐步形成勞動就業市場。”為什么措辭上把“勞動力市場”改變為“勞動就業市場”呢?當時主要擔心的是,提出勞動力市場,會影響工人階級的主人翁地位,引起政治上的不良反應。

    針對這個情況,我寫了一個《為什么要提出“勞動力”市場》的研究報告。首先,送薄一波、李嵐清征求意見。沒有想到他們很快就作了批示。10月14日,薄一波批示:“尚全同志:我對這個問題沒有做過深入研究,在目前我們實行市場經濟或者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出勞動力市場是自然而然的。因此,我同意你的五點論述,但我覺得不必多爭論,經過幾年自然而然(或順理成章)的解決。”10月15日,李嵐清批示:“尚全同志:我原則贊成這個意見。但勞動力一般理解為體力勞動,勞動力市場應為廣義的概念,應包括腦力勞動,因此提法上還值得推敲。”兩位老領導的批示和支持給了我堅持“勞動力市場”的勇氣。當時,起草小組有的同志勸說:“老高,中央有的領導不贊成勞動力市場的提法,你不要白費勁了。”對此,我仍不動搖。

    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討論《決定》的修改稿,除中央常委外,個別政治局委員也參加會議,起草小組正副組長以及分組負責人也列席了會議。溫家寶代表起草小組作了匯報。他說,需要請示的問題,主要有兩個:一是關于“企業法人財產支配權”的提法。體改委等許多單位認為這個概念表述不清,而“法人財產權”有比較科學的界定,與國家所有權有嚴格區別。采用“法人財產權”的概念,既與《企業法》《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所規定的經營權相銜接,又充實了經營權的內容,有利于企業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法人,符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二是關于勞動就業市場問題。體改委、勞動部等部門和一些同志建議,把“勞動就業市場”改為“勞動力市場”,認為這是生產要素市場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高尚全同志的意見比較系統,根據澤民同志的批示已經印發常委各同志。這個問題,需要請中央決定。

    在會議討論中,有個別人仍然不同意提出“勞動力市場”的問題。本來,在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我是不該發言的,但我想,如果我不發言,就沒有了機會,“勞動力市場”肯定寫不上去。所以,我就發了言,一下子講了5條理由:第一,勞動者跟勞動力是有聯系又有區別的。勞動力如果不進入市場,他的勞動價值不能體現出來。過去,搞平均主義,搞導彈跟賣茶葉蛋的一樣。勞動能力進入市場,市場就有個評價。進入市場的是勞動者的勞動能力,不是勞動者本身。有人認為勞動力市場是像過去的奴隸市場一樣,是誤解。第二,現在搞市場體系,如果最活躍的勞動力不進入市場,這個市場體系很難建立起來。第三,我國就業壓力那么大,靠政府配置勞動力根本解決不了。一年新增的就業人口1000多萬人,老的分流下來的勞動力要安排就業,靠什么?靠市場。第四,我們實際上已經有勞動力市場,就是一個承認問題。第五,勞動力市場不會影響工人階級的主人翁地位。我還講李光耀有個看法,他說:“你們的汽車司機的態度不夠好。為什么呢?因為他認為我是工人階級,是主人啊,主人怎么為仆人服務呢?所以心態不平衡。”應該說,工人階級跟工人是有區別的,工人階級作為一個階級,跟它的一分子是有區別的。我們過去混淆了,認為工人階級是革命的,學校里派個工宣隊,好像越不識字的人越革命,派工宣隊員去領導知識分子。我講完后,江澤民只問了一句話:“提出勞動力市場,社會上能不能接受?”第二天,我找了主持起草小組的溫家寶,表示有點內疚,昨天在會議上不該我發言,但考慮到如果不抓住機會,勞動力市場就不可能寫進《決定》了。溫家寶沒有批評我,而是說:“我贊成你的意見,但能不能上中央文件我也沒有把握。”為了把“勞動力市場”寫到《決定》上去,他做了很大的努力。在這次會議之前的10月30日,溫家寶還在我的“為什么要提出‘勞動力’市場”一文上批示:“請澤民同志參閱。”10月31日,江澤民批示:“復制請常委同志參閱。”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幾位常委也沒有提出意見,因此,《決定》采納了“勞動力市場”的提法。

    11月6日,中央政治局第二次舉行會議,對修改后的《決定》進行研究。會議原則同意了這一稿,決定將其作部分修改后提交即將召開的十四屆三中全會討論。11月11日,經過廣泛討論、反復修改,長達17000多字的《決定》第八稿擺在了出席十四屆三中全會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面前。會議期間,委員們對此又進行了認真的研究和討論,并作了近百處的修改。

    在歷時5個半月的時間里,起草工作是緊張的、繁重的,起草小組的成員們付出了辛勤的勞動。回顧起草過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決定》的起草過程,是充分發揚民主、在民主的基礎上集中全黨智慧的過程。它是在黨中央領導集體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集中了全黨的智慧,體現了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到11月14日,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決定》。

    四、邁向新世紀的行動綱領:十五大報告

    1996年10月1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成立十五大報告起草小組;組長是溫家寶,我是起草小組成員。經過半個月的準備,10月31日,起草小組召開了第一次會議。我參加了這次會議,分工負責起草所有制部分。從報告起草工作一開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就提出,十五大的主題是: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推向21世紀。

    11月16日,溫家寶主持起草小組全體會議。他說:十五大要總結5年,回顧百年,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要明確提出鄧小平理論是當代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與初級階段綱領,是基本國情,是確定各項工作的依據,十三大以后有豐富的內容,100年不動搖。經濟問題是十五大報告的重點,要堅持改革開放,通過改革,解決經濟中存在的問題,促進經濟穩定、持續發展;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不能動搖,但公有制也要完善發展,大家說到的大而全、小而全、政企不分等問題,要通過改革來解決。

    12月11日,江澤民對起草小組作了第一次談話。在這次談話中,他深刻闡述了黨的十五大的重要意義,回顧了100年來中華民族的發展史,新中國成立近50年的發展史。他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共產黨召開了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回答了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我們黨已經形成了鄧小平理論,形成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制定了現代化建設分“三步走”的戰略部署。回顧過去,是為了展望未來。十五大報告要回顧100年,回顧50年,回顧改革開放以來的20年,特別是要總結十四大以來的5年。要展望下個世紀的前50年,進一步描繪到建國100周年時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宏偉藍圖。此后不久,十五大報告產生了第一稿,其基本框架在隨后舉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得到肯定。

    十五大報告需要回答的重點問題是:中國經濟能否持續健康快速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能否建立起來?這關系到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能否成功。為了進一步明確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和任務,1997年1月17日,江澤民對起草小組作了第二次談話,著重講了經濟體制改革有關的10個問題。他說: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這項制度需要通過改革不斷完善和發展,這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一項重大任務,任何情況下也不能動搖。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一切符合“三個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應該用來為社會主義服務。公有制經濟要尋找能夠極大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實現形式。股份制是現代企業的一種資本組織形式,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同樣可以用。目前,廣大城鄉出現了勞動者的勞動聯合和資本聯合為主的股份合作制形式,這是中國經濟發展實踐中出現的新事物,應以積極態度予以支持。在這次談話中,他還強調指出:確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所有制格局并使之進一步展開,十分重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真正走出了一條正確的路子,消除過去由于所有制關系不合理造成的對生產力的羈絆,大大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全黨應深刻認識這個重大經驗。

    5月29日,江澤民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進修班畢業典禮上發表了重要講話。這個講話從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黨的建設等四個方面,對中央研究確定的十五大報告稿的幾個主要問題進行了論述。他指出:旗幟問題至關緊要,旗幟就是方向,旗幟就是形象。在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在跨越世紀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舉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偉大旗幟,用這個理論來指導我們的整個事業和各項工作。這是黨從歷史和現實中得出的不可動搖的結論。

    在起草文件的過程中,先后召開三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中央政治局也專門召開會議,對報告稿進行討論和審議。出席會議的同志對報告稿中確定的跨世紀行動綱領、主要任務、方針政策等許多問題進行了反復的討論,并在一些重要的文字表述上進行了仔細的斟酌。最后,中央領導人對十五大報告主要觀點和內容在認識上取得了高度一致。根據江澤民的講話精神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的討論意見,起草小組又多次對報告稿進行了認真的修改。

    7月10日,根據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決定,經過反復修改的十五大報告第五稿印發中央和地方135個單位征求意見。參加討論的有十四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成員,有中央黨政軍各部門和各人民團體的黨員負責干部,有各省區市和各大軍區的黨委負責人,有十五大代表和黨內老同志,共約4000人。

    8月1日,中央又邀請黨外人士在中南海召開座談會,江澤民到會直接聽取了黨外人士的意見。在這次座談會上,多年與共產黨合作共事的黨外朋友,本著對共產黨工作,對國家現代化建設和對下世紀中國前途的關心,敞開思想、獻計獻策,對報告稿的修改提出了許多好的意見和建議。

    在征求意見的過程中,各單位對于報告稿的主題、基本框架和基本觀點,特別是鄧小平理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和基本綱領、調整和完善所有制結構、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依法治國等重大問題的論述,一致表示贊同。同時,也提出許多好的修改意見和建議。起草小組對這些意見和建議逐條逐句進行研究,又對報告稿進行了修改,共有800多處。這些修改,重點對十四大以來5年工作的總結、鄧小平理論的概括、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農業和地區經濟布局、科教興國戰略、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關系、祖國統一等問題作了修改和補充,較大地充實和加強了黨的建設的內容,加重了結束語的分量。同時,對黨內外普遍關注、涉及全局和群眾切身利益的熱點問題,如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部分企業職工下崗、機構改革、地區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反腐倡廉、社會治安等問題,也都加強了論述。報告還對有的段落作了結構上的調整。根據各方面的意見,報告稿又修改出一稿后,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和政治局全體會議再次進行了討論。隨后,報告稿根據這兩次會議的意見再次進行了修改。

    9月6日,十四屆七中全會在京開幕。在3天的討論中,出席會議的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列席會議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對報告第八稿進行了認真仔細的審議和討論,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和建議。根據這些意見和建議,報告又作了修改。經過反復修改,最后形成了長達3萬多字的第九稿。報告站在世紀之交的歷史高度,回顧百年,展望未來50年,全面論述了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思想極其深刻,內容極為豐富。9月9日,十四屆七中全會通過了這個修改過的報告稿,決定提請十五大審議。

    在起草文件的同時,我做了一些調查研究。當時,有人認為:華為科技公司姓“資”不姓“社”,一是因為華為國家沒有投入,二是搞了員工持股,因此沒有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作為一個改革工作者,我是反對這種觀點的。為了使自己的觀點更有說服力,我專門去深圳進行了調查研究,當時的深圳市委書記厲有為很支持我的觀點。經過實地調研,國家確實對華為沒有投入,但員工持股后,充分調動了積極性和創造性,企業發展了,員工的收入提高了,國家的稅收也增加了。華為的案例有兩個特別重要的提示:一是打破了姓“資”姓“社”的觀念,用實踐證明了并非國家投資就是社會主義,私人投資就是資本主義的觀點。二是華為創新了公有制的實現形式。華為的實踐證明:一切符合三個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通過這些調研,十五大報告明確寫道:“勞動者的勞動聯合和資本聯合的新型集體經濟尤其要鼓勵和支持。”

    關于所有制問題,十五大報告也有了新的突破:第一,提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這個過去沒有提。把它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相聯系,強調它是長期的。第二,提出公有制的實現形式應該而且可以多樣化。原來所謂公有制,就是國有的和集體的。第三,提出國有經濟比重減少一些不會影響社會主義的性質。這個也很重要。第四,提出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面。有兩種模式,一種模式是一個企業100%國有,還有一種模式是國有占20%,其他是多種所有制成分。究竟哪一個控制力強呢?我說,前一種模式只控制1個企業,后一種模式可以控制5個企業,控制力加強了。所以,后來就提出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面。第五,提出各類企業包括不同所有制企業都是平等競爭的。第六,提出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這6條都是很大的突破。

    十五大報告中關于政治改革的部分,由另外兩位同志負責起草。這里也有個故事。我跟他們說:“報告稿里民主有了,法制也有了,但是為什么沒有人權和自由啊?”他們說:“沒有地方放了。”我說:“這不行的。”后來,在溫家寶主持的一次起草小組大會上,我提出:“必須要把自由和人權這兩個概念寫上去。”我當時講了三點理由:“第一,我們每個人想一想,問一下自己要不要自由,要不要人權?我相信,如果不說假話的話,都要自由,都要人權。說假話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我們都要,那么為什么不能寫上?第二,憲法上講了有這樣那樣的自由,為什么十五大就不敢提了呢?怕什么呢?怕就怕自由化嘛!自由化受到批判以后,自由都不敢提了。第三,自由和人權都是人們所向往的,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是人類共同所追求的,是人類文明的成果。既然這樣,為什么回避呢?我說,要老百姓繼續跟著共產黨走,共產黨要繼續執政,就必須要把這個旗幟舉得高高的。”溫家寶覺得我講的話有道理。于是在當天晚上,他就考慮了這個問題。第二天,在起草小組開會的時候,他首先講:“昨天,尚全同志提出的建議解決了。”由此,在十五大報告中,溫家寶寫上了“保障人民依法享有廣泛權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權”這句話。后來,“人權”被寫入憲法,又把“自由”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之一。這是中國社會的一個重大進步,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另外,到底是講“法制”還是“法治”?當時有的人堅持用“法制”。經過討論以后,用了“法治”,提出建立“法治國家”。

    五、博采眾長:中央《關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

    1999年11月,中央政治局確定了十五屆五中全會的議題是制定中央《關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并決定成立文件起草小組,參加的有40多位同志,主要綜合部門的第一把手都參加了,還吸收了一些經濟學家。溫家寶任起草組組長,成員有華建敏、鄭必堅、邵華澤、盛華仁等人,我也是起草組成員。

    在起草過程中,江澤民先后12次聽取有關方面的專題匯報,又到各地進行調研,并就文件的指導思想、主要任務和重大問題作了指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和中央政治局對《建議》的提綱和草稿進行了多次討論。北戴河會議確定了《建議》的基本框架,《建議》下發到183個單位征求意見,征求了各民主黨派的意見。

    這次文件的起草有一個顯著的特色,就是吸收了許多政府機構和民間智庫提出的建議,其中有代表性的歸結如下:

    2000年4月7日,國務院體改辦提出了以國有企業為中心的經濟體制改革方案。該方案認為,經濟結構不合理是“十五”經濟發展最突出的矛盾。尤其是在我國即將要加入WTO,必須要遵循國際市場競爭規則的時刻,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才剛剛建立不久,制約市場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體制性障礙仍然存在,改革和發展中的一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尚未解決。因此,該方案指出:“十五”時期經濟改革的目標是建立初步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打下基礎。改革的主要任務是:進一步完善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形成不同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的體制環境;國有經濟布局顯著改善,趨于合理,國有企業基本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市場競爭力明顯增強,效益普遍提高;大力推進要素市場建設,基本實現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分配關系初步理順,與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多層次、社會化的社會保障體系大體形成;政府職能根本轉變,宏觀調控體系進一步完善;與國際規則相對接的對外經濟體制基本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基本形成。

    5月,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經過集體討論,向中央和國務院提出10點建議:(1)以體制創新解決經濟結構不合理的問題。“十五”計劃要保證國民經濟健康發展,必須解決這種體制問題,把體制創新作為帶動發展和調整經濟結構的推動力。(2)在經濟結構調整中,重視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讓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揮作用,各顯身手,使經濟活起來。這是“十五”時期和今后能否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決定條件。(3)以政企分開作為體制轉軌的核心。讓企業成為經濟活動的主體,保障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政府承擔應承擔的事情,避免越位、錯位、缺位。(4)產業結構調整的主體是企業,動力是市場。企業既是產業優化升級的主體,也是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的主體。政府要發揮制定規則,保證平等競爭的關鍵作用,為企業活動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并通過適當的政策,激活企業的活力和創造力,但不能替代企業做決策。(5)為調動地方積極性,避免其盲目性,防止結構升級中再次發生重復建設和熱點集中,形成結構雷同的問題,必須認真重視和克服計劃體制上條塊分割、自成體系的弊端,找出其中的體制創新之路。(6)在農業中,推廣各類產業化經營模式,推進區域化布局、專業化生產、社會化服務,實現產供銷一條龍、農工貿一體化。增加農業投入,促使資本、技術和人才向農業聚集。(7)加快發展第三產業,關鍵是通過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控,大力推進第三產業的市場化和產業化,同時按照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實施我國的城市化戰略,重點是發展中小城市,促成農民就地轉化。(8)西部大開發要有新思路。政府要努力營造環境,逐步吸引更多的東部和國外資本來投資。要調整好國有經濟布局,大力發展非國有經濟,對現有經濟結構進行有效的調整。(9)通過體制創新動員社會資本,帶動民間投資形成可持續增長的局面。對內開放投資領域,降低競爭領域上市公司國有股比重,擴大上市資源,放松利率管制等。(10)為人力資本創造性的發揮建立起必要的組織制度和相關的社會文化條件。除了尊重知識和尊重人才的口號之外,還必須要制定一套具體的政策與制度。

    6月5日,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召開以“十五”計劃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對“十五”計劃幾個問題作了深入探討。與會者認為:第一,制定“十五”計劃必須把老百姓滿意與否放在首位,緊緊圍繞擴大人民需求和改善人民生活這一目標。第二,制定“十五”計劃要體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原則。按照政企分開的原則,政府的規劃內容應僅限于若干方面,即對宏觀發展的預測和政策導向、對掌握的公共資源的合理配置并做好必需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公用事業建設、通過制定法律法規和其他公共規則保障公平競爭并創造良好的環境。第三,“十五”計劃必須把屬于企業的決策權放給企業,讓企業放手地去應對市場。應當了解企業的期待和愿望,在市場準入、市場要素獲得等方面創造公平公正的機會。第四,要按照“全國一盤棋”的原則,鼓勵地方拆除“籬笆”,允許和鼓勵生產要素在地區間自由流動,鼓勵地區間優勢互補、聯合開發。政府的各項體制都要有利于打破條塊分割,破除各種行業壟斷、地區壟斷。第五,2000年應當成為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年,從根本上打破政企職責不分、條塊分割的狀況,基本擺脫計劃經濟體制,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8月,民革中央研討了《建議》征求意見稿,提出:《建議》“使人振奮的具體量化的階段性目標提得比較少”;“調整結構的關鍵和根本是創新,建議《建議》全方位地體現創新的要求。不僅科技要創新,體制更要創新”。關于《建議》的西部大開發方面,民革中央研究后認為:“十五”期間,西部大開發仍然處于起步階段,文件應當突出強調解放思想、轉變觀念的極端重要性,并有計劃地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推動西部地區以及所有參加西部開發的人們,形成正確科學的觀念。西部大開發中水資源的開發利用和保護是一個極為重要的關鍵環節,“十五”期間應當采取切實措施解決這個問題,加快把我國建成一個節水社會的進程。此外,民革中央還就“十五”期間著力解決人才外流和吸引人才、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等問題提出了意見。

    9月,我就《建議》稿中關于勞動價值和分配制度的論述向中央提出了“深化對勞動和勞動價值論的認識”的建議。我認為:為了鼓勵民營經濟的健康發展,要對按要素分配,以及與此相關的經營管理者和技術人員的收入、私營企業主的收入,有一個清醒、客觀的認識。應該承認,私營企業主經營管理企業的活動也是一種勞動,特別是對于有些憑借自己的技術發明為基礎開展經營活動的私營企業主而言,他們的勞動不僅僅包括經營管理勞動,還包括科學技術勞動。因此,在他們的收入中應該有很大一部分是屬于自己創造的勞動收入,其收入的高低則是由勞動的復雜程度和承擔的風險所決定的。而他們的資本也包括其歷年勞動收入的積累,根據要素分配理論這一部分也是合法的。因此,對于私營企業家,我們在承認其資本家身份的同時,應確認他們的經營管理也是一種勞動。這種二重性并不矛盾。當然,在實際經營過程中,一些企業主可能會通過雇傭勞動,通過過多延長工人勞動時間、任意克扣工資、提供惡劣的生活和工作條件等方式來獲取更多的利潤。此時,的確存在剝削現象和剝削收入。對于私營企業主的勞動收入和合法的資本收入,我們應該加以保護,對于其剝削收入,應采取措施加以引導限制。在實際執行過程中,三種收入是混合在一起的,不易完全區分清楚,但只要我們堅持這一原則,就能夠將剝削收入控制在盡可能小的范圍內。當時,朱镕基和溫家寶對我的意見都作了批示。

    在廣泛聽取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上,《建議》前后共有21稿,修改了230多處,可以說集中了全黨和社會各界的智慧。10月9日,朱镕基受中央政治局的委托,在十五屆五中全會上對起草《建議》作了說明,獲得全會的審議和通過。

    六、繼往開來:《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2002年,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更具活力、更加開放的經濟體系”的重大任務。在十六屆一中全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明確指出: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的首要政治任務,就是全面貫徹落實十六大精神。面對經濟全球化和加入世貿組織的新形勢,面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重任,我國經濟存在的結構不合理、分配關系尚未理順、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就業矛盾突出、經濟整體競爭力不強等深層次矛盾和現象亟須得到根本性的改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在10年成就的平臺上,努力做好“完善”這一架構的文章,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體制保證。為此,中央要求:集中一批思維活躍、見解深刻、了解國情、熟悉經濟工作的人,在深入調研、認真研究并廣泛征求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上,集中黨內外智慧,起草一份“經得起歷史檢驗的”文件,破解這一歷史命題。

    2003年4月18日,正是非典肆虐最嚴重的時刻,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起草組在北京成立。受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委托,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擔任起草組組長,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曾培炎任副組長。成立伊始,溫家寶就起草組的工作任務、指導思想、組織領導以及文件的基本框架作了重要講話,并對起草組的工作日程提出了要求。

    溫家寶指出:文件的起草要從大局出發,從經濟和社會相協調出發,從人民利益出發。他說:寫好文件,有有利條件,也有困難。有利條件是:從1992年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開始,已經有11年的經驗,這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初步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有很大提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作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還寫入了憲法。十五大又有兩大突破:一是尋求公有制的多種有效實現形式,提出公有制的控制作用不在數量比例,而在控制力;二是不僅提出要素,如資本和勞動力可以進入市場,在十五大上更進了一步,不僅要素參與分配,技術、管理、知識也都能進入市場參與分配。文件起草的困難在于:緊迫、容易解決的問題過去已經解決了,但是難度大的問題、新的問題擺在面前。比如,金融體制改革剝離不良資產如何評估?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如何與企業的經營自主權相協調?溫家寶希望:要繼十二屆三中全會、十四屆三中全會之后,再搞一個歷史性的文件。他還就文件的基本框架提出了意見,并闡述了對農村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完善市場、宏觀調控體制改革、社會保障、對外開放、法治建設、政治體制改革等議題的方向性意見。溫家寶最后宣布了起草工作的組織領導及議程,除上述起草組組長、副組長之外,日常工作由王春正、王滬寧負責。在起草工作的日程安排方面,初步計劃五一前理出一個大綱,寫明幾個問題,5月完善提綱,6月寫出一個初稿,6月底至7月上旬向常委會匯報一次。7月,根據反饋意見出第二稿,在7月底8月初再匯報一次。9月,下發征求意見。10月,再向常委匯報。當天下午,起草組召開了第一次會議,開始討論《決定》的框架。《決定》的起草工作由此拉開帷幕。

    4月23日,在溫家寶主持下召開的起草小組會議,討論文件大綱。我提出了關于文件大綱的幾點意見:第一,文件要緊扣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當前體制性障礙影響了經濟社會的發展,存在5個方面的滯后和不平衡:政治體制改革滯后于經濟體制改革;宏觀經濟體制改革滯后于微觀經濟體制改革;政府改革滯后于企業改革;改革滯后于開放;農村改革滯后于城市改革。第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動態性的、階段性的概念。從理論上講,改革是無止境的,完善也是無止境的,因為經濟基礎是不斷變化的,生產力是不斷發展的。因此,上層建筑和生產關系必須不斷與此相適應。從實踐來看,完善也是動態的,階段性的。完善的階段性,就是到2020年全面實現小康的階段。第三,這個文件必須在理論上、體制上取得創新和突破。諸如,如何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涵和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所有制理論要不要進一步突破?國有經濟是不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這個理論是否要創新?否則,國有經濟的戰略調整很難到位。第四,文件形成方法是要適時改進。要把文件起草過程轉化成為對完善市場經濟提高認識、統一思想的過程。諸如,要把封閉作業轉變為比較公開、透明的作業。要采取內外結合的辦法,不僅要發揮40多個起草小組成員的作用,而且要讓廣大干部群眾參與起草工作。因此,建議發布信息,建立網站,使人民有知情權、建議權。

    在《決定》起草過程中,起草組成員日夜奮戰,從框架到其中的重點、難點問題都進行了集中討論和研究,并反復磋商,廣納各方面意見。5月16日,在起草小組內部確定《決定》框架的會議上,溫家寶再次講話。他說,在短短20多天拿出大綱很不容易,而且有新的思路。他認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文件,要把5年到10年內能辦的事情、必須要推進的改革寫清楚,講一條能做一條。關于產權問題,現代產權制度的提法是新的,非公經濟不可怕,要解放思想,認真總結浙江的經驗,要使中央的同志都能理解。確定《決定》的框架后,起草組進行了分組,要我負責市場體系分小組。

    6月9日,在起草小組會議全體會議上,我提出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幾個理論問題。第一是公有制為主體的內涵問題。實踐中,公有制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的優勢發生了變化,非公經濟已成為主力軍而不是生力軍。因此,不能用傳統的思維方式對待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現在,要使兩股道變成一股道,兩股繩變成一個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使之更好地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關于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影響力和帶動力的問題,如果在多元化的產權結構中,國有經濟發揮調控力似乎比控制力更好一些。第二是投資體制改革。為了規范政府投資行為,要改革政府的項目審批制度,建立公開透明的投資決策機制,并鼓勵民間投資。第三是文化體制改革。改革的重點:一是按公益性和產業性屬性,實行分類指導。二是改革文化管理領導體制,理順黨的宣傳部門、政府主管部門與企業的關系。三是加快文化的立法工作,逐步實行信息公開,使人民有知情權,緩解社會矛盾。四是關于黨委領導和黨政分開問題。通過制定憲法和大政方針,提出立法建議,推薦重要干部,進行思想宣傳,發揮黨組織和黨員的作用,堅持依法執政,實施黨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如果我們黨在這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創新,那就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邁出了重大步伐。

    我在4月23日和6月9日兩次文件起草小組會議上的發言,是經過認真思考的,也是經得起歷史考驗的。例如,提出改革是無止境、完善也是無止境的觀點,并從理論上和實踐上來論證這個觀點。這個觀點,已形成共識。十八大報告,就不再提到2020年要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再如,提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內涵。十六屆三中全會接納了我的建議,把原來的提法“在國家宏觀調控下”修改為“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又如,提出所有制經濟理論創新的建議,把“公有制為主體”,完善為“公有制為主導”或“國有經濟為主導”。我認為這種理論的創新和突破勢在必行。

    6月13日,《決定》的初稿成形。在起草過程中,從總體架構到文字的具體表述,起草組成員都進行了認真的溝通探討。例如,在第二部分“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第5節的表述“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促進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力量”,原來在“重要力量”后面還有“和生力軍”四個字。后來,我提出:“重要力量”就可以了,“生力軍”就可以不寫了,因為有些領域非公有制經濟已經成了主力軍了,如就業問題,4/5是靠非公有制經濟解決的。最后,中央就把“和生力軍”四個字刪去了。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對《決定》的起草工作十分關心,多次詢問起草進展情況,并作出許多重要指示。起草組上報的每一稿,他都逐字逐句地認真審閱,提出許多指導性意見并作出許多重要修改。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員也分赴全國各地,進行調查研究,作出許多重要指示,對《決定》的形成作出重要貢獻。溫家寶先后主持起草組全體會議,對《決定》的起草和修改提出許多具體的指導意見。他反復強調:要著重寫未來幾年準備辦的工作,一時辦不了,但必須改革的,要明確改革的方向。他還說:要突出重點,不要面面俱到。文字要精練,用平實的語言,讓普通黨員和群眾看得懂。

    6月25日上午,國務院黨組舉行擴大會議,對《決定》稿進行討論,并提出具體修改意見。7月4日、31日,胡錦濤兩次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對《決定》稿進行審議。常委會議充分肯定了《決定》稿的框架結構和主要內容,認為是一個比較成熟的稿子。常委會議就如何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如何有步驟有重點地推進改革、如何把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更好地結合起來、如何在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充分發揮政治優勢等重大問題,作出重要指示。8月11日,胡錦濤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決定》稿。會議對初稿給予充分肯定,提出了需要進一步研究的重大問題。

    根據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決定》征求意見稿于8月18日下發中央黨政軍機關和地方100多個單位,廣泛征求各方面意見。8月26日,在中南海懷仁堂,胡錦濤主持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就《決定》稿聽取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領導人和無黨派人士的意見和建議。9月5日,溫家寶在國務院召開經濟專家座談會,聽取意見。起草小組還邀請專家、學者、企業負責人和有關部門負責同志,舉行10多場座談會;20多個部委圍繞產權制度、國有資產管理監督、農村土地制度、社會信用體系等問題,展開歷時兩個月的專題調研,形成一批極具參考價值的專題報告。至9月4日,起草組共收到各類意見、建議1700多條。起草組經過分類匯總,慎重研究,對全部意見、建議逐條提出處理建議,在報全體會議審議后,開始對《決定》稿認真進行修改。

    9月18日、29日,胡錦濤分別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和政治局會議,對修改后的《決定》稿再次進行討論。起草組隨即根據會議精神再次修改,形成了《決定》討論稿。10月11日,十六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安排三個半天,對《決定》討論稿進行討論。溫家寶就討論稿向全會作了說明,12日晚和13日下午,起草組連續召開全體會議,匯總全會各小組的意見、建議,對討論稿作進一步修改。13日晚,胡錦濤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對修改后的討論稿進行審議。14日上午,根據當天上午全會討論情況,起草組爭分奪秒,對討論稿又進行一次修改,形成《決定(草案)》。從11日到14日,出席全會的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和列席會議的有關同志又提出許多意見和建議,涉及糧食生產、扶貧開發、安全生產、科技教育等多個方面。起草組據此對《決定》稿進行了認真的修改。14日下午,經過反復修改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獲得全會的一致通過。

    這個《決定》有幾個重要突破。第一個是明確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有效實現形式,這是很大一個進步。強調建立“歸屬清晰”的現代產權制度,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內容;非公有制經濟是促進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力量”。第二個,也是最重要的是,提出科學發展觀的思想。《決定》提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那么,到底是“以人為本”還是“以民為本”?是有爭論的。我主張提“以民為本”。我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人民共和國,不是中華人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央人民政府,不是中央人政府,“三個代表”核心是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應當說“以民為本”。在我講這個問題時,溫家寶插話了。他說:孟子說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討論中,鄭必堅提出:“以民為本”帶有一點政治內容,因為有的不是“民”啊!沒有政治權利,沒有選舉權。干脆擴大到人,提“以人為本”。實際上,當時討論的時候,覺得兩個提法內容是一樣的,只是范圍問題,后來用了“以人為本”。

    我為什么要強調“以民為本”?還有一段故事。2001年,有一次開深圳特區顧問會議,馬洪、劉國光和我,北京的幾個人都是顧問,省里的任仲夷等一些老領導也是顧問。會議討論的議題是“深圳如何當好中國特色的示范區”。大家討論了半天。其中一個代表叫黃滌巖,就是中國銀行(香港)原來的第一把手,提出一個問題:我們討論了半天,中國特色的示范區,要做樣板,那么什么是“中國特色”呢?你不明確,怎么當示范區?他提出這個問題后,大家要我講講。當時,我想了一下,概括了四條:第一,以民為本,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第二,市場經濟,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基礎。第三,共同富裕,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第四,民主政治。在我講到民主政治的時候,任仲夷坐在我旁邊,他說:“民主、民主,由民做主,老百姓當家做主。”我說:“你說得很對。過去有一句話,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馬洪找我說:“你講得很好,集中地提出問題,有沒有材料?”我說:“沒有啊!”他說:“你把材料整理、整理。另外,我給你建議加一條:中華文化。”我說:“好!”后來,我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接受了他的意見,加了一條:中華文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所以,“以民為本”的概念,我印象是很深的。

    *高尚全(1929—),上海嘉定人。歷任國家體改委副局長、局長,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國家體改委副主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理事長。2009年2月12日至16日,高尚全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議室接受了蕭冬連、魯利玲的采訪。在此基礎上,整理、增補成本文。

    (本文收錄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編:《見證重大改革決策——改革親歷者口述歷史》,該書即將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文章在本刊發表時有所刪節。)

    原載:《中共黨史研究》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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