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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沛璋回忆胡耀邦
    作者:钟沛璋      时间:2018-07-09   来源:
     

    钟沛璋先生现年94岁,2009年他曾接受我们采访,回忆有关胡耀邦的一些往?#38534;?#20182;说:

    1953年,开始进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我是上海《青年报》总编辑,当时写了?#40644;?#25991;章,题目?#23567;渡?#20250;主义就在你身边》,在《青年报》发表了,《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耀邦同志看到了,他觉得很有思想,指名把我调到北京。1954年初,我就当了《中国青年报》副总编,管文教方面的宣传。

    耀邦自己直接抓团的报刊宣传,所以经常到报社来。我们团报团刊的负责同志,经常被叫到他家里开会,他及时传达中央的一些精神,布置题目,出思想,叫我们写文章,我在《中国青年报》写的好几篇文章都是耀邦定的题目。同时,我也跟耀邦参加一些重要会议,帮忙起草文件,比如在上海召开的全国青年工人会议,在延安召开的五省青年造林大会。1954年?#38498;?#30340;?#25913;?#37324;,跟耀邦接触比较多。1957年,党发动整风,号召大家鸣放,提意见。我到北京大学看大字报,感到无政府状态的大鸣大放,应该加以引?#36857;?#22238;来向耀邦反?#22330;?#20294;是后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这是引蛇出洞,要反右。我就按照党的指示,连续写了几篇反右的社论。当时闹哄哄的,我说应该在讨论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大字报揭露很多问题,应该通过讨论,统一思想,形成团结。后来说,不?#26657;?#35201;反右,我?#21069;?#29031;耀邦等团中央领导的意?#36857;?#20063;发表了几篇社论。

    当时报社搞了好多右派出来,出名的有刘宾雁,他在《中国青年报》也是编委,青工部的主任,经常出去采访,写了《上海在?#20102;?#20013;》。还有一个副总编,叫陈模,从小就参加革命了,也给划成右派了。讨论我的时候,绝大部分人都不赞成,行政部门有两、三个人投票,要把?#19968;?#21491;派,其他的干部都不赞成,所以给我一个党内警告处?#37073;?#34987;下放到农村,带队?#25237;?/span>

    到了1958年,当时党中央主管工青妇工作的是刘?#25945;危?#20182;要重新讨论工青妇的党的领导问题,就把1956年我们筹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时的发言?#39029;?#26469;。我当时的意见是青年工作应该有青年特点,应该有独立性,独立活动,青年对一些坏的现象应该有冲击作用。我说,“五四精神”就是反对坏的现象。当时认为这些发言都是右派言论。有相同主张的项南、梁步庭都受了处?#37073;?#20174;书记处的书记被贬到农村当公社当书记去了。给我戴上了右派帽子,还说?#21069;?#25252;我。这使我大为困惑。明明我是少年入党,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20998;?#29983;,怎么忽然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呢?我真不知道右派为何物。但既然反右是毛主席的决策,戴右派帽子是党组织的决定,思想不通,还得不断检讨认错。?#25913;?#21518;,把帽子摘掉了,1960年回报社当普通编辑,?#19968;故?#21162;力地干。

    1964年,又要开共青团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的几位团中央书记组织了一个班子,起草报告,写了?#29238;澹?#24863;到不满意,就把我这个“摘帽右派”叫去参加起草。我写了一稿,几位团中央书记觉得还可以,就让我和?#29238;?#21516;志?#40644;?#24102;着稿子到湘潭,请耀邦审阅。当时耀邦带职下放,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我到了他那里,耀邦没想到我也去了。说:“你也来了。”耀邦看了稿子,说:“不?#26657;?#27809;有什么新思想。”他说,应该站得高,看得远,根据毛泽东思想,很好总结?#25913;?#26469;共青团工作的基本经验,从当前国内外?#38382;?#26469;分析共青团工作的地位、作用和任务,中心思想是要促进青年革命化。他亲?#28304;?#25105;?#20146;?#22312;?#20889;?#25152;里,不断出主意,不断修改。常常?#21069;?#29031;他原来的思想起草的稿子还没?#34892;?#23436;,他的思想又发展了,于是又?#39057;?#37325;来,一个多月的时间前后写了七、八稿,终于写出?#40644;?#39064;目叫做《为我国青年革命化斗争》的报告。整个报告的调子是反修,?#21069;?#29031;当时《九评》调子来写的。当时开团的省市书记会议讨论这稿子时候,大家?#40644;?#21483;好声,耀邦非常高兴。现在回头看,整个调子很左。

    文革前报社成立了一个知识生活部,让我当副主任,我也写一些知识性的文?#38534;?#25991;化大革命开?#36857;?#26377;人就贴出大字报,把我和?#20064;?#38472;敏,还有被打成右派的陈模,?#20826;?#25253;社的“三家村?#20445;?#25105;写的知识性文章成了罪状。

    耀邦当时首先受到冲击,团中央是“三胡一王”。后来,耀邦跟我?#40644;?#21040;了河?#19979;?#23665;的五七干校?#25237;?#32768;邦也做小工,扛大包,什么都干。当时我和?#20064;?#37117;是摘帽右派,没人理。有一次我和?#20064;?#25289;着板车陷在泥里,?#21592;?#22320;里的人谁也不敢来帮着推一下,后来拉车的?#20064;?#31361;然感到轻松了,原来是耀邦过来帮我?#21069;?#36710;子从泥里抬出来。还有一次,我的大儿子在东北生产建设兵团被无端打成反革命,关押的地方零下30度。?#20064;?#25214;到耀邦,耀邦立即给表兄杨勇写信,请求查清。杨勇当时担任沈阳军区副司令,救?#23435;叶?#23376;一命。

    后来邓小平出来了,1975年让他和李昌到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反击右倾翻案风?#36136;?#21040;批?#26657;?#35201;他和李昌写检讨。李昌很着急,这个检讨怎么写呢?他又把我找去,让我帮他写检讨。

    1968年去的干校。1975年回北京,?#22351;?#26041;干工作了,《中国青年报》也没复刊。华国锋时代,我被借调到朝阳区委党校?#37096;危故?#25447;着《毛选》五卷,当作经典,?#21442;?#20135;?#20934;?#19987;政继续革命理论。当时我的政治觉悟?#25925;?#24456;慢的。后?#20174;?#21040;近代史所参加《民国史》编写,写?#26753;?#38761;命武昌起义这一?#38534;?/span>

    胡耀邦再?#20301;指?#24037;作之后,以一?#27835;?#22823;的政治家气派,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组织真理标准讨论,进行一系列的工作。我学习了真理标准讨论,特别是参加务虚会,慢慢的认识水平才上来。务虚会我在中央的新闻单位那个组。务虚会谈得很不错,解放思想,谈了很多东西,确实让我重新思考了一些问题。

    接下来我就做了几件?#38534;?/span>

    第一件事情,是起草团的十大报告。1978年3?#36335;?#35201;开团的十大。当时是团中央找我起草,韩英找我。耀邦当时有一个思想,是进行新的长征,?#20204;?#24180;为中国的现代化而奋斗。我按照这个思想来起草报告。当时有人报告到中央,提出要像热爱毛主席一样热爱华主席,要像紧跟毛主席一样紧跟华主席。我说,我们不能再写这?#25351;?#20154;崇拜的东西,把这个?#31181;频?#20102;。起草完报告,我就回中国青年报社了。右派改正后安排我做《中国青年报》副总编,副社长,兼团中央研究室主任,当时候佘世光是《中国青年报》总编辑。

    第二件事,是推动全社会共同关心青年成长。十年?#24179;?#20043;后,青年思想陷入极大的苦闷和迷茫当中,感到被愚弄,?#24576;?#21334;,陷入信任危机。广大青年存在着失学、失业、生活没有保障的困?#22330;?#31038;会上对青年很不理解,认为青年是迷茫的一代,垮掉的一代,责?#21103;?#36739;多。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运动,把这些账都算在青年身上。

    作为团中央研究室主任,1980年4月,我为团中央起草了一个给党中央的报告,题目是《当前社会矛盾集中在青年身上》,请中央制定相关的政策方针,解决青年问题。同年7月,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40644;?#38271;文,《为一代青年成长广开出路》,提出培养一代青年的成长,首先要解决青年的实际问题,为青年广开学路,广开才路,广开就?#24471;?#36335;,广开文体之路,广开人生之路。当时还进行了人生意义的讨论。

    面对香港的广东,是矛盾最尖锐的地方,大批青年想方设法偷?#19978;?#28207;,跑去了?#38498;?#25235;回来,抓回来?#38498;?#21448;跑,让人想起《红色娘子军》里打不死的吴清华,这是很?#38480;?#30340;。为什么从社会主义的大陆跑到?#26102;?#20027;义的香港?因为生活差距非常大,你阻?#20849;?#20102;他们。后来建立蛇口开发区,经济发展起来了,就安定了,人慢慢就跑回来了。开始时候偷渡罪名很大,叛国。农民就是为生活嘛,何必戴这么大的帽子。

    第三件事情,是为《中国青年报?#20998;?#23450;新时期的办报方向。在1979年11月13号,我在报社全体大会上做了一个长篇发言,《为造就一代?#39029;?#31038;会主义的有真才实学的新人而努力》,把培养青年成为?#39029;?#31038;会主义的有真才实学的新人,作为我们报社的神圣使命。我说,《中国青年报》停刊11年?#38498;?#22797;刊了,我们的神圣职责,就是要求丰富报纸内容,改进报纸的版面。与青年更近一些,这也是借别的报刊的口号,人家做得好的,我把它接过来。同时,要求报社按照我在《人民日报》写的《为青年成长广开门路》,作为我们报纸的宣传提纲,关心青年的切身利益。

    有一件发扬青年政治民主积极性的事情,就是公开报道丰泽园青年厨师陈爱武批评商业部长王磊吃客饭,搞特权。这个报道当时震动很大,王磊听了?#38498;?#23601;傻了:怎么可以公开批评一个部长呢?当时《人民日报》对这件事很支持,也登了这个报道。还有很重要的一条,中纪委也支持我们报道。接着我在《人民日报》写了?#40644;?#22823;文?#38534;?#24320;一代民主新风》,反映很强烈。官?#25509;行?#20154;觉得,怎么可以这么做呢?而青年方面觉得非常好。?#34892;?#38738;年原先看破红尘,认为什么都是假的,都是骗人的,根本不相信党,不相信领导。这件事比多少红头文件都?#34892;А?#22240;此我在《人民日报》上写的文章讲了这件事情的意义。这件事说明我们的青年的确是可爱的,可信赖的,这的的确确是一件大好?#38534;?#19981;单是鼓舞了人们反对不正之风、实现四化的信?#27169;?#24847;义更深远的是,它与人大代表行使民主监?#36739;?#32852;?#25285;?#27491;在开创一代民主新风,我们向高度社会主义民主的目标?#33268;?#36817;了一步。这个典型事例宣告了十分重要的两点:第一,任何人民公仆,都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人民对公仆行使监督、批评、任免的权利,是实现高度民主不可缺少的。第二,利用报纸监督公仆,好事表扬,错事批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建立真正民主生活不可缺少的渠道。我们要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政治上应该有比?#26102;?#20027;义国家的民主更高的民主。要实行高度民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可墨守成规,思想僵化。民主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让人民当家作主。我们党在前进,我们社会主义?#20081;?#22312;前进,我们的?#20081;?#26159;大有希望的。陈爱武批?#21171;?#30922;之后一个星期,这篇文章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我们一方面关心青年切身利益,广开门路,另一方面保护青年一代的政?#20301;?#26497;性。因此,《中国青年报》报纸发行量猛涨,从几十万份涨到三百万份,是历史最高的发行量。

    第四件事是创立中国青少年研究所。我当团中央研究室主任的时候,感到研究室不能光给领导干部起草?#19981;案?#21644;文件,首先应该调查研究青年情况,所以我建议,团中央和中国社科院联合成立一个青少年研究所。这个建议得到批准。1981年,就把研究室改成青少年研究所了,就在原来的研究室办公。同时,我把张黎群请回来当所长,他是《中国青年报》的老社长,也是反右时弄下去的。我因为还管《中国青年报》,兼副所长。当时青少研究所有20—30人。如谢韬的夫人卢玉,还?#34892;?#26124;奎、唐若昕、李景先等。

    创办青少所?#38498;螅?#37329;观涛找我,要出《走向未来丛书》,他找不到挂靠单位。我就写信给邓力?#28023;?#35828;他们这些青年很好,我又拿了其中的一本给他看。他说,包遵信这个人不好,其他的人可以看看嘛。这样,《走向未来?#21453;?#20070;编委会挂在了青少年所,张黎群和?#21494;?#20860;任丛书?#23435;剩?#25903;持金观涛他们出版了《走向未来丛书》。因为我们长期封闭,对国外新的知识、新的学术成?#25237;?#19981;清楚,丛书传播新的知识,带来一种清新的空气,先后出了几十?#37073;?#24456;受青年热爱,发行量很大,影响很好,大家都去买,把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柜台和玻璃门都挤破了。金观涛当时也成了青年思想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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