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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晖:不能用抢劫来降低交易费用
    作者:秦晖      时间:2008-02-19   来源:重庆华龙网
     

        据说最近经济学家遭受“道德批评”的问题变得十分?#24576;觥?#32780;许多批评又与“效?#35270;?#20844;平”的关系有关。其实这后面一种关系,在发达国家中与在我们这里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在他们?#25250;錚?#36825;种关系说的其实是公平竞争的后果如何控制:有竞争才能出效率,但竞争就得分输赢,输赢的结果就?#40644;降取?#36755;赢?#23478;?#26679;,还有什么竞争,没竞争怎能有效率?于是就有了效?#35270;?#20844;平(其实就是竞争与结果平等)的矛盾,有了赢家不能通吃之说。

      但是对于原始积累过程中的我们来说,公平竞争并非既有的前提,其?#26087;?#36824;有待人们去争取。因?#23435;?#20204;首先面临的不是赢家能不能通吃的问题,而是权家能不能通赢的问题。权家通赢的“竞争”规则?#40644;降齲?#36807;程不公正,机会被垄断,因而是不公平竞争,或曰“伪竞争”。这样的“伪竞争”一般认为是损害效率的,至于破坏公平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根本谈不上什么效?#35270;?#20844;平的矛盾,我主张“公正至上,效?#35270;?#20844;平皆在其中?#20445;?#23601;是就此而言。

      过去所谓“效?#35270;?#20808;兼顾公平”的说法,在西?#20132;?#35768;会被理解为?#26434;?#31454;争优先,兼顾社会保障。但在中国,这话常常被理解为权家优先,连形式公平(所谓规则公平或竞争过程的公平)也只能“兼顾”而已,这问题就大去了。所以我向来不认为用“效?#35270;?#20808;兼顾公平”的口号来说明中国的问题在一个时期是正确了,而现在似乎过时了或不正确了。恰恰相反,我认为这个口号提得太早:我们本来应该先以“公正至上”来消除“权家通赢”之弊,然后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才可以讲效?#35270;?#20808;兼顾社会保障。而我们如今是权家通赢?#35752;杂?#23478;通吃,或者干脆就是权家通赢导致了赢家通吃,结果反过来却给了权家以借口,使他?#24378;梢源?#30528;反对赢家通吃的旗号谋求进一步扩张权力、操控市场,使中国面临“不公平的伪竞争”与“反竞争的伪公正?#34987;?#20026;因果、恶性循环的威胁。

      这样的状况当然首先是体制的问题,我国的学者,首先是经济学者并没有造成如此循环的神通。但是今天?#27492;?#36215;来,经济学界是否有为“权家优先,连形式公平也只能‘兼顾’”制造“理论根据”的现象?我以为不但?#26657;?#32780;且这个毛病不但发生在如今颇?#24418;?#35758;的所谓“主流经济学”中,在动辄批判“新?#26434;?#20027;义”的所谓“非主流”中也存在。其?#24576;?#34920;现,就是过去一段时期在我国经济学界的“左”“右”两翼都颇为流行的、对“交易成本”理论的滥用与误用。

      交易成本,或曰交易费用学说?#26087;?#24182;不是为权家张本的。但在中国的土壤上,这些年却发展出一种用强权手段来降低“交易费用”的说法。“左派”用它为强权下的化私为公辩护:据说国家与无数分散的小农打交道“交易费用太大”,于是搞统?#21644;?#38144;和集体化就是“降低交易费用”之举。“右派”用它为强权下的化公为私辩护:处置公产搞“公共选择”也是“交易费用太大?#20445;?#26368;好我想怎样就怎样,我想把公产给谁就给谁,工人说赶走就赶走,土地说圈就圈了。不许你们讨价还价就可以“降低交易费用?#20445;?#32780;“降低交易费用”就可?#28304;?#21040;效率最大化。这就不是应不应该搞福利的问题,而是应不应该制止抢劫的问题;不是照顾不照顾弱者的问题,而是抢劫不抢劫弱者的问题了:两个人做买卖讨价还价太费事,干脆我掏出刀来把你抢了不就“降低交易费用”了吗?

      据说降低交易费用之说来自“科斯定理?#20445;?#36825;个定理成不成立另说,但?#24378;?#26031;谈的并不是我们的问题。科斯认为企业这种组织的意义就在于减少交易费用。但是他并没有说用劳改营来减少交易费用。企?#24403;旧硎亲杂?#22865;约组织,不?#25250;?#25913;营也不是奴隶庄园。所谓企业降低交易费用,意思是说整合化的交易比分散交易费用低,不是说“不准交易?#34987;?#21093;夺交易权利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如果是后一个意?#36857;强?#26031;何必讲什么企业?奴隶制不是更能“降低交易费用”吗?在科斯?#25250;錚?#20445;障交易权利?#25250;?#25152;当然,无须特别赘述。但在我们这里它并?#25250;?#25152;当然,搞不好就变成借口降低交易费用来剥夺交易权利(主要是弱势群体的讨价还价权利)了。不是有人就明确说:工会会增加与工人打交道的“交易费用?#20445;?#25152;以在中国不能讲劳工权利,甚至“奴工制”也是中国的“优势?#20445;?#21462;消不得?还说国家与众多小农打交道“交易费用太大?#20445;?#25152;以需要统?#21644;?#38144;、集体化。统?#21644;?#38144;就?#21069;?#22842;农民的交易权利,集体化则是连农民的生产自主权乃至人身?#26434;?#26435;都取消了。当时这么搞有某种历史原因,要为之辩护也不是不可以,但要说是为着“降低交易费用?#20445;?#37027;?#20849;?#22914;直接说古拉格群岛最能降低交易费用,因此比科斯扯的什么企业更有存在价值了。

      更有甚者,以强权的观点理解“费用”的解释还走火入魔,从不许弱者讨价还价以降低“交易成本?#20445;?#21457;展到剥夺弱者的生命权利来降低“信息成本?#20445;?#21069;年一位经济学者提出“对中国古代连坐、保甲制度的经济学解释?#20445;?#35748;为?#21442;?#36830;坐、株连九族之类的酷法符合“现代激励理论?#20445;?#26159;“小政府”节约“信息成本”来进行统治的成功办法。而过去人?#21069;?#36825;些酷法批判为“残暴、落后?#20445;?#21017;似乎成了过时的陋见。根据这样的逻辑,只要不搞福利,就是“小政府?#20445;?#21738;怕他杀人如麻,也不过是节约“交易费用”的一种方式。“经济学解释”灵通到如此地步,也真让人叹为观止了。

      在中国讲“交易费用”还有另一种扭曲:科斯本来讲的是降低全社会的交易成本,而不是只为“交易”的某一方、强势一方降低“买价”。然而在我们的一些著述中,没有工会,老板可以?#25105;?#21387;低工资,这就?#23567;?#38477;低交易费用?#20445;?#26377;了工会,老板要多掏钱,就是“交易费用增大”了,科斯有这么说话的吗?从工人的立场看,有了工会不是恰恰降?#22303;?#20182;们跟老板博弈的“交易费用”吗?如果同一件事从不同立场看其“交易费用”的大小相反,那“交易费用”这个东西还有什么确定性,还怎能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学术概念?当然科斯讲的根本就不是这回?#38534;?#20182;讲的“降低交易费用”既不是给老板节省工资,也不是给工人节省劳动,如果在劳资关系上使用这个概念,它只能指降低全社会维持劳资关系的总成本。其实从全社会观点看,工会这种集体谈判方式与企业这?#21046;?#32422;整合方式一样,恰恰是比无组织的工人各?#26434;?#32769;板进行?#25250;?#24615;抗争(如当年英国工人破坏机器的“卢得运动”和我国近年?#24597;?#21457;生的职工杀害老板事件)更节约“交易费用”的办法。

      同样,所谓集体农庄可以“降低交易费用”的说法也是很荒唐的。从官府立场讲统?#21644;?#38144;加集体农庄可以压?#22303;?#39135;?#23637;?#20215;,甚至从濒死的饥民口中廉价地夺走活命?#31119;?#23427;在这方面的“效率”人们的确是领教够了,但这能?#23567;?#38477;低交易成本”吗?如果从农民的立场看,他们为这种“交易”付出的“成本?#34987;共还?#24808;重吗?所谓“农户太分散国家很难与之逐一交易”也是个伪问题:世界各国的农业不管现代的还是传统的,就经营单位而言大多数都是家庭农户,而不?#24378;?#26031;所谓能够降低交易费用的“企业”——大农场。不管?#26102;?#20027;义还是社会主义,搞大农场的不是没?#26657;?#20294;的确不多。那么“交易费用”怎么降低?只要有经常性的交易要求,人?#20146;?#28982;会演进出某种组织来整合交易、降低“费用?#20445;?#21487;以是联合谈判组织——农民协会,可以?#20146;杂?#21512;作社、公司加农户,甚至是传统的村社与家族,而在条件适宜的地方?#19981;?#20986;现科斯讲的那种“企业”化农场。但有一点:即人们必须?#20146;?#24895;而非?#40644;?#22320;结合为这种组织。就像科斯说的企业(?#26434;?#22865;约组织)——而非奴隶制——能够降低交易费用一样。

      而按我们某位学者的说法,组织化对“交易费用”的影响却可?#26434;?#25130;然相反的两?#21046;?#20215;:官办集体农庄不用说是比?#26434;?#23567;农更能降低“交易费用”的,可是农民如果自己组织成农会,那交易费用似乎反?#20154;?#20204;一盘散沙时大得多——据说印度经济之所以不如中国,就是因为他们的工会农会太强大了,因而极大地增加了强势者与工农打交道的“交易费用”(说的明白些就?#20146;?#32455;起来的弱者最不好欺负)。而与一盘散沙的小农打交道的“交易费用”如果?#20849;还?#23567;,把他们赶进古拉格式的“组织”里“交易费用”就更?#22303;?想怎么欺负就怎么欺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该学者还真引了一句俄国农奴制下的谚语来说明这个“道理?#20445;骸?#25918;一群牲口当然比一头一头地放更轻松?#20445;?#21407;来其?#21738;?#20013;“降低交易费用”就?#21069;?#22842;人的?#26434;桑?#23558;其圈进“畜群”里!如果圈不进,那就只好多付一点“交易费用?#20445;?#19968;头一头地放”吧,但千万不能让那些人?#26434;?#22320;结成“人群?#20445;?#21542;则那“交易费用?#26412;突?#22823;到不得了了!

      有趣的是,在中国持这种主张的人有的居然属于所谓“新左派”。他?#20146;釹不?#22823;骂“新?#26434;?#20027;义”。可是偏偏他们又最?#19981;棟选?#38477;低交易费用”这个典型的“新?#26434;?#20027;义命题”挂在嘴边——众所周知,坚决反对福利国家、主张?#26434;?#24066;场原则可以扩大到原来被认为不宜的外部性领域的科斯,应该算是典型的新?#26434;?#20027;义经济学家吧。当然,笔者决无意因此?#36873;?#26032;?#26434;?#20027;义”这顶帽子倒扣在他们头上,因为他们确实说的与科?#20849;?#26159;一回?#38534;?#23613;管科斯的某些说法也不能成立,但至少农奴制思想、抢劫思想他绝对是没有的。换言之,中国的有些“新左派”其实比科斯这样的“右派”还“右”得多。

       可见,不管“左”的还是“右”的理论,传进中国后都可能发生多么可怕的扭曲!就交易费用理论而言,本来它?#35270;?#30340;前提有两条:第一,交易费用理论是以承认合法交易权利不可剥夺为不言自明的前提的。因此“降低交易费用”只能通过整合契约的?#26434;?#20154;组织、而不能通过以强权剥夺人们合法交易权利、只许逆来顺受不许讨价还价的方式来达?#38534;?#31532;二,所谓交易费用是全社会为进行交易活动付出的运作成本,不是交易一方付出的价格,不能把这个概念用来给单方面为某一阶层(尤其是强?#24179;?#23618;)行方便的做法提供理据。我?#24378;?#20197;同意或不同意科斯的理论,但如果违反了这两条,那就是歪曲了这一理论,科?#25925;?#19981;能对此负责的。

      总之,中国的经济学家的确应该?#27492;迹?#20294;决不是仅仅应该单向地?#27492;?#20160;么新?#26434;?#20027;义。

      如今社会上对经济学家的“道德批判”似乎很热,对此应当怎么看?很简单,以“道德批判”来解决学术问题显然不对,犹如让“公共舆论”来评价科学家一样。如果实行“全民选举教授?#20445;?#22823;学一定垮台。中国过去这方面的教?#23707;?#22810;,如今也的确存在这种危险——尤其在把经济学?#27492;?#21464;成对所谓“新?#26434;?#20027;义”的单向大批判时。

      但是另一方面,现在许多学者,尤其是经济学者除了纯学术研究者(他们其?#23707;?#23569;受到“道德批判”的困扰,当然他们在社会上,而不是在专业圈内,也没有多大名气)外,不少人还扮演着影响公共政策的经济幕僚或策士角色。这种角色本来不仅无可非议,而且在今天这个转型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讲,提出对策比建立理论更重要。但人们应当认识到的是,学者与策士从根?#26087;?#35762;是两种不同的思想活动:对策研究要以“可采纳性”(注意:不是“可行性”。可行之策但不被采纳,仍属徒劳)为基础,而学理上的逻辑性相对来说?#25925;譴我?#30340;。高明的策士可以对不同的决策者提出不同的可采纳对策,而这些对策在学理上是否严谨,逻辑上是否一以贯之,?#25925;?#26080;足轻重。但转轨经济学作为一种学理,则应当强调理论逻辑的自洽,以求达到?#29616;?#19978;的进步,至于这理论是否为决策者?#25991;桑?#21453;而不必考?#24688;?#21516;样道理,这些学理是否受到公众欢迎,也是不重要的。

      然而一项公共政策就不同,是否为决策者?#25991;?#24456;重要,而是否受到公众欢迎,也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幕僚与决策者一样,由于其活动的公共性而成为公共人物,也因此必须接受公众批评,乃至公众的“酷评”。不仅是所谓“道德批判?#20445;?#21363;便是道德上并非?#40644;?#19981;?#24418;?#25032;可击的、带有特定利益诉求的批?#26657;?#20182;们也必须耐?#37027;?#21548;。尤其在代议政治并不发达的体制中,多元化利益诉求不能体现为议会辩论,能反映在公共舆论上也算是一?#32622;?#34917;。合格的策士重视这种公论犹如重视议会辩论一样,应该是一种基本功。

      遗憾的是,我们的一些学者在扮演策士角色时,一方面正确地非常重视“可采纳性?#20445;?#24182;?#39029;?#24120;为?#23435;?#29298;了学理上的逻辑严谨(前述对于“交易费用”那种牵强?#20132;?#30340;乱用就是典型例子)。然而另一方面对公众舆论,尤其是对关于公正性的批评却非常漠视,乃至蔑视。他们以坚持学术性为这?#32622;鍤友?#25214;理由,但在他们为“可采纳性”而牺牲学术严谨时,这种理由已遭破坏。?#29575;?#19978;,一些人重视“可采纳性”而轻视公论的?#21592;?#22914;此鲜明,以至于他们有?#36744;?#19981;以学术性、而是直接以“可采纳性”来拒斥公众舆论——声?#35889;约?#30340;主张已邀圣?#36857;?#32780;指责批评者以“反政府”之罪。然而当其口出此言时,学术独立性的大话已经不好讲了:学术性固然应该独立于公意,但学术性难道就可以依附于上意?本来这也不必苛责,因为一个不是在“革命”、而是在改良、妥协中求发展的社会是需要策士的,而作为策士不能?#28304;?#23398;者来要求,对他们而言为“可采纳性”牺牲学术性?#24378;?#20197;理解、甚至在某种意义上?#24378;梢员?#21516;情的。然而这就要以其所提供之策的公正性为前提,因此他们也就必须重视社会上对自己的“道德批判?#20445;?#32780;不能傲慢地?#28304;?#23398;者自居把这些批判不当一回事(同时又太?#36873;?#21487;采纳性”当一回事)——当然,所谓重视不等于认同,他们完全可以在道德与公正性方面为自己辩护。

      所以尽管一人兼二任、既当学者又?#36744;?#22763;?#24378;?#20197;的,而且学者?#36744;?#22763;总比不学无术者?#39029;?#39306;主意好吧,但是他具体做某件?#38534;?#20889;某篇文章时可要想好:他可以今天写?#40644;?#23398;术论文,明天写?#40644;?#22863;折。但是不能把同?#40644;?#25991;章既当学术论文又?#24330;?#25240;。尽管学术论文有时也能作用于决策、影响社会,但这应?#36744;?#38750;初衷。学术文章的初衷只能是产生知?#23545;?#37327;,因而不能为“可采纳性”牺牲学术逻辑。而作为奏折就不能这么要求。但作为奏折既?#40644;?#21021;衷就是为了形成公共决策及影响社会,当然就不能回避公论而只考?#24688;?#21487;采纳性?#20445;?#26356;不能在公论面前摆学者的架子。

      显然,如果说“全民选举教授”是荒唐的,那么“策士漠视民意”至少同样荒唐。作为学者不能无?#21451;?#29702;逻辑,作为策士不能不讲公正与道?#38534;?#32780;且,在我们如今体制下学者兼策士的人们中,对这两种规则的违反常常同时发生,并互为因果——先为过分?#38750;蟆?#21487;采纳”而牺牲学术逻辑,又因?#36824;恕?#21487;采纳”而漠视公平。而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这两种弊病并不仅发生在某一“主义”的经济学家中,那些如今热?#26434;?#26021;责所谓“新?#26434;?#20027;义”的人中,许多人上述两种弊病并不比?#40644;?#25209;判者少。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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