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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持社會主義的民主原則
    作者:特約評論員      時間:2013-08-06   來源:人民日報 1978.09.28第1版
     

      發揚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充分發動和依靠人民群眾,去奪取革命和建設的勝利,是毛澤東同志的一貫思想,是毛澤東思想體系的一個基本點。毛澤東同志在領導我國革命的過程中,為了培育和發揚黨內民主、人民民主的光榮傳統,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同一切破壞黨內民主、人民民主的錯誤路線和錯誤傾向進行了堅決的斗爭。一九六二年,毛澤東同志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根據國際國內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把是否發揚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是否堅持民主集中制,提高到了能否保持我們國家的無產階級性質,能否避免資本主義復辟的原則高度。他指出:“在我們國家,如果不充分發揚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不充分實行無產階級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集中制。沒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么狀況呢?就會變成修正主義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近十年來,我們同林彪、“四人幫”斗爭的實踐,充分證明了毛澤東同志的這個論斷是完全正確的,是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斗爭的實踐,使我們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更加深切地認識到堅持社會主義民主原則的極端重要性。

      一個嚴重的教訓

      林彪、“四人幫”橫行時期,在被他們控制的地區、部門和單位,人民民主被徹底踐踏,民主集中制受到徹底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變成了最黑暗最野蠻的法西斯專政。對于這伙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在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里制造的這一場浩劫,人們歷歷在目,永遠不會忘記。現在我們需要研究的是,他們究竟是怎樣打著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旗號來實行法西斯專政的。

      林彪在“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的幌子下,提出了所謂“政權就是鎮壓之權”的“理論”。“四人幫”在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旗號下,拋出了所謂“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論。什么叫做“全面專政”呢?張春橋在他那篇臭名昭著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的文章中說,“全面專政”,就是要在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切領域”中和“一切階段”上,對“一切階級差別”和由此產生的“一切生產關系”、“一切社會關系”、“一切觀念”,統統實行專政。從林彪的“政權就是鎮壓之權”到“四人幫”的“全面專政”,是一脈相通的,它們的共同特點,就是要把無產階級專政改變為對廣大人民實行專政,因此只講暴力鎮壓,而絕口不講人民民主。他們的“理論”從根本上篡改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篡改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內容和實質。可是,張春橋卻在他的文章中宣稱:誰不接受他們的“全面專政”論,誰不按照他們這種“理論”去理解無產階級專政,誰就是“在理論和實踐上限制、割裂、歪曲馬克思主義”,就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變成一句空話”。這種喧囂恰好暴露了他們做賊心虛、因而要賊喊捉賊的惶懼心理。

      什么是無產階級專政?它的內容和實質是什么?無產階級革命導師早就作過明確的闡述。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指出:無產階級國家“不可避免地應當是新型民主的(對無產者和一般窮人是民主的)國家和新型專政的(對資產階級是專政的)國家”。(《列寧選集》第3卷第200頁)毛澤東同志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說:“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64頁)列寧和毛澤東同志的這兩段話是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內容和實質的經典性說明。無產階級專政必須是包括兩個方面:對廣大人民實行民主,對一小撮階級敵人實行專政。在不同國家的不同歷史條件下,無產階級專政可以采取不同的具體形式,但無論采取什么形式,其內容都是一樣的,都必須包括這兩個方面,否則就不成其為無產階級專政。這兩個方面是緊密相聯,不可分割的。無產階級只有在本階級內部和人民內部實行民主,才能把全國人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形成強大的階級統治力量,對資產階級和其他一切剝削階級實行有效的專政;也只有對敵對階級實行有效的專政,粉碎它們的一切反抗和破壞,無產階級和人民內部的民主才有保障。對人民民主是對敵人專政的前提和基礎,離開了人民民主,離開了無產階級和在它領導下的人民,對敵人的專政就只能是一句空話。而且,對人民實行民主,這本身就意味著對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否定,意味著把資產階級排斥于民主之外。而把資產階級排斥于民主之外,就是對它實行專政。按照同樣的道理,如果不在無產階級和人民內部實行民主的制度,這本身也就意味著把無產階級和人民排斥于民主之外,就意味著對他們實行專政的制度,無產階級專政就要變質。毛澤東同志明確指出:“專政的制度不適用于人民內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專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壓迫另一部分人民。”(《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66頁)所以,對人民實行民主,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最本質的特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列寧把無產階級專政又叫做無產階級民主制。(《十月革命四周年》。《列寧選集》第4卷第568頁)同樣,毛澤東同志也是從這個意義上,認為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人民民主,他說:“人民民主,這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127頁)

      修正主義者篡改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破壞無產階級專政,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右的形式,就是在階級和階級斗爭還存在的情況下,宣布把民主擴大到全體社會成員,取消對階級敵人的專政,搞所謂“全民國家”。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就是通過這種形式實際上把蘇聯無產階級專政改變為資產階級專政。一種是極“左”的形式,就是打著加強對資產階級專政的幌子,把專政擴大到黨內和人民內部,取消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搞所謂“全面專政”。林彪、“四人幫”就是妄圖通過這種形式把我國無產階級專政改變為資產階級專政。右與極“左”,“全民國家”與“全面專政”,雖然形式不同,口號不同,但目的完全一樣,都是要顛覆無產階級專政。(⑴⑷)

      對于赫魯曉夫的“全民國家”論,我們黨曾經進行過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因此,我們的廣大干部和群眾對這種以右的形式出現的修正主義是有認識有警惕的。但是對于以極“左”形式出現的修正主義,我們不少同志卻缺乏精神準備,缺乏識別能力。林彪、“四人幫”正是利用了我們這方面的弱點,來瘋狂推行他們反革命的“全面專政”。這伙極端陰險毒辣的野心家、陰謀家,打著“高舉”、“緊跟”的革命旗號,披上“繼續革命”的左派外衣,在“加強專政”的叫喊聲中,肆意顛倒敵我,扼殺人民民主,把廣大的革命干部,廣大的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統統排斥于民主之外,由行使專政的主體變成專政的對象,對他們實行最狂暴最殘酷的法西斯專政。這對于我們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來說,是一個嚴重的教訓。

      在我們的國家里,在整個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時期,我們不僅要警惕在擴大民主的幌子下,用否定對資產階級的專政來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的右的修正主義,而且要特別警惕在加強對資產階級專政的幌子下,用否定人民民主來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的“左”的(即假左真右的)修正主義。只有具備這兩方面的警惕性,作好這兩種精神準備,我們才能真正掌握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階級斗爭的主動權,及時地克服任何形式的修正主義,捍衛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我們黨粉碎林彪、“四人幫”的勝利,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勝利,也是人民民主的偉大勝利。要鞏固和發展這個勝利,必須把揭批林彪、“四人幫”的斗爭進行到底。現在,從全國范圍來說,清查“四人幫”幫派體系的工作已基本結束。但是應當看到運動發展不平衡,少數落后地區和單位,清查工作還需要深入進行。在這些地區和單位,有一些“四人幫”的余黨還沒有被清查出來,他們至今還死抱著“四人幫”的那一套不放,捂蓋子,壓群眾,不讓群眾說話,有的甚至搖身一變,把自己打扮成反“四人幫”的“英雄”,而把遭受“四人幫”迫害、同“四人幫”堅決斗爭的干部和群眾打成“幫派勢力”,繼續顛倒敵我,推行“全面專政”。這種現象很值得我們注意。如果不把這些“四人幫”的殘渣余孽徹底清查出來,不深入批判反動的“全面專政”論,肅清其余毒,那就會留下后患,就會妨礙人民民主的發揚,妨礙無產階級專政的鞏固。

      人民的民主權利不可侵犯

      要充分發揚人民民主,首先必須保障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權利。

      在社會主義國家里,人民享有當家作主的權利,這是由社會主義制度決定的,從根本上說,是由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這種經濟關系決定的。如果人民享有的民主權利不充分,或者受到限制,那就說明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筑還不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還沒有充分發揮出來。如果人民喪失了民主權利,處于無權狀態,國家不是保護人民,而是反過來對人民實行鎮壓,那就說明社會主義已經蛻變成社會法西斯主義,無產階級專政已經蛻變為資產階級專政。所以,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權利,是無產階級國家和資產階級國家的根本區別,是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區別。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如何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國家如何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不被侵犯,這是擺在我們共產黨人面前的一個極其重要的、還沒有完全解決的問題。這首先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只能依靠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踐經驗來解決。

      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告訴我們,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后,勞動人民雖然作了國家的主人,但在一個時期內,由于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勞動群眾文化水平的限制,不可能所有的人都直接管理國家,而只能由他們中間政治上、文化上先進的分子,來代表他們行使管理國家的職權。這是無產階級專政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歷史現象。列寧早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一文中就指明了這一點,他說:“由于文化水平這樣低,蘇維埃雖然在綱領上是通過勞動群眾來實行管理的機關,而實際上卻是通過無產階級先進階層來為勞動群眾實行管理而不是通過勞動群眾來實行管理的機關。”(《列寧全集》第29卷第156頁)既然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以后的一個時期內,勞動人民是通過他們的代表,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國家干部來為他們管理國家,于是就產生了一個問題:這些代表、這些國家干部,是否始終能夠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是否始終能夠維護人民的民主權利,是否始終能夠不官僚化,不變為“脫離群眾、站在群眾頭上的特權者”。(列寧:《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3卷第271頁)由于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階級和階級斗爭,存在著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的思想影響,階級異己分子必然會千方百計地鉆入無產階級國家機關,國家干部中一些人也會發生官僚化,發生侵犯人民的民主權利的問題。這也是無產階級專政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歷史現象。

      從巴黎公社誕生的那一天起,防止無產階級國家干部官僚化,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這個問題,就尖銳地提到了無產階級政黨和馬克思主義者面前。巴黎公社第一次提出了防止無產階級國家干部官僚化的三項著名措施。這就是:(1)國家公職人員由選舉產生,并隨時可以撤換;(2)他們的工資相當于工人的工資;(3)他們必須接受人民群眾的直接監督。馬克思曾經熱情贊揚和詳細闡述過這三項措施。他說:巴黎公社“徹底清除了國家等級制,以隨時可以罷免的勤務員來代替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老爺們,以真正的負責制來代替虛偽的負責制,因為這些勤務員經常是在公眾監督之下進行工作的。”(《法蘭西內戰》。《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414頁)列寧在領導俄國人民建立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過程中,十分重視巴黎公社的經驗,他認為巴黎公社提出的措施,為無產階級解決根絕官僚制、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問題,提供了“一個輪廓”,“如果沿著這樣的道路前進,我們就能徹底破壞官僚制”。(《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3卷第273頁)怎樣“沿著這樣的道路前進”呢?列寧反復指出,對蘇維埃國家干部要造成一種特別形式的罷免制和自下而上的監督制,“應該有更多種多樣的自下而上的監督形式和方法,來杜絕毒害蘇維埃政權的一切可能性,反復不倦地鏟除官僚主義的莠草”。(《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列寧選集》第3卷第527頁)同馬克思、列寧一樣,毛澤東同志在領導我國革命的過程中,也一貫重視巴黎公社的經驗。特別是在我們取得全國政權以后,他一再告誡黨和國家的各級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不要脫離人民,不要侵犯人民的民主權利,不要做官僚主義者。他說:“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斗,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25—326頁)為了防止黨和國家的干部變成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切實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毛澤東同志不僅從理論上作了很多闡述,而且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措施。

      根據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同志的這些理論,鑒于林彪、“四人幫”破壞社會主義民主造成的嚴重惡果,我們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不受侵犯,充分調動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在認識上和實踐上,當前首先應當解決哪些問題呢?

      第一,我們的干部是受人民的委托來管理國家的,必須懂得自己的一切權力都是人民授予的,只能運用它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而決不能把它作為謀取私利的手段,更不能象“四人幫”那樣,篡奪人民的權力,騎在人民頭上壓迫人民,殘害人民。

      毛澤東同志說:“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是工人階級給的,是貧下中農給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廣大勞動群眾給的。”對于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這個明顯不過的真理,我們的干部是應當而且必須懂得的,如果連這一條都不懂,那就說明他一點馬克思主義也沒有。在我們的干部中,大多數同志是懂得這個真理的,他們運用人民授予的權力,努力為人民服務。但是,也有那么一些同志就是不承認這個真理,他們把自己和人民群眾的關系完全弄顛倒了,在這些同志看來,他們的權力不是人民給的,而人民的民主權利反倒是他們恩賜的;他們手中的權力如何運用,群眾無權過問,而群眾享有什么權利,卻要聽從他們的擺布。這些年來,由于林彪、“四人幫”的毒害,這種現象不是減少而是增多了。

      林彪、“四人幫”為了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篡奪人民的權力,打著“保衛無產階級專政”的幌子,在權力問題上大造反革命輿論。這伙陰謀家極力宣揚“權力決定一切”的法西斯哲學,制造一種極端反動的權力拜物教。他們大肆叫嚷:“有權就有了一切,沒有權就喪失一切”,“權力就是資本”。在他們的反革命煽動下,那些野心家、打砸搶分子受到了極大的鼓舞,獲得了精神武器,紛紛跳出來為他們篡黨奪權呼風喚雨,推波助瀾。什么“一切為了權字”,什么“現在是權力再分配的大好時機”,什么“有權不用,過期作廢”,什么“要搞亂全國,亂中奪權”,鬧得烏煙瘴氣。在林彪、“四人幫”的指揮和鼓動下,這些反革命分子到處明火執仗地搶奪人民的權力,到處制造法西斯暴行。在這種情況下,廣大人民群眾連人身安全都毫無保障,還有什么民主權利可言呢?

      林彪、“四人幫”制造的這種權力拜物教的糖衣炮彈,也打中了我們隊伍中一些資產階級思想嚴重的干部,他們的個人主義惡性膨脹起來,簡直被“權”字迷住了心竅。這些同志忘記了自己是人民的勤務員,忘記了共產黨人是要爭階級的權力、人民的權力,而不是爭個人的權力,忘記了共產黨人是要革命,而不是要做官。他們公然向黨向人民伸手要權,公然借權營私,實際上他們是把無產階級的國家機關當成了爭權奪利的舊式官場。在這些同志領導的地區、部門和單位中,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當然不可能得到保障。

      很清楚,如果我們不徹底摧毀“四人幫”的幫派體系,如果不徹底肅清他們的流毒,使我們的一些干部從反動的權力拜物教中解放出來,就不可能恢復和發揚我們黨的優良傳統,也就不可能保證人民的民主權利不受侵犯。

      第二,我們的干部不論職位多高,都必須把自己的一切工作置于人民群眾經常的直接的監督之下。一定要傾聽群眾的呼聲,吸收群眾的意見,歡迎群眾揭露和批評自己的缺點、錯誤,而決不能拒絕和反對人民群眾的監督,更不能象“四人幫”那樣,以我劃線,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有沒有人民群眾對干部的直接監督,關系到我們的國家機關能否保持無產階級的性質,關系到無產階級專政的存亡。如果人民群眾無權監督國家干部,那意味著什么呢?那就意味著干部一旦受權行使管理國家的某些職權,就離開了人民。人民群眾既然監督不了他們,也就無法保證他們按照人民的意志辦事,無法保證他們不蛻化變質。所以,人民群眾對干部進行嚴格監督,有權撤換不稱職的干部,是自己真正當家作主、管理國家的一項極為重要的保證。

      國家工作人民是否接受人民的監督,這是無產階級政權同一切反動的剝削階級政權的根本區別之一。列寧說過:“舊政權是少數人的專政,它只有靠警察的狡猾手段,只有靠排斥和排擠人民群眾于政權之外,不讓他們監督政權,才能維持下去。舊政權一貫不信任群眾,害怕光明,它是靠欺騙來維持的。新政權是絕大多數人的專政,它完全是靠廣大群眾的信任,完全是靠不加限制地、最廣泛地、最有力地吸引全體群眾參加政權來維持的。”(《關于專政問題的歷史》。《列寧全集》第31卷第316頁)可是,我們有一些干部至今不懂得或者無視無產階級政權同剝削階級政權的這個根本區別。他們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是領導干部,卻害怕人民群眾的監督,千方百計地拒絕和反對這種監督。在他們領導的部門和單位中,竟然出現了這樣的情況:對于資產階級幫派體系,他們千方百計捂蓋子,不揭不批不查;黨的各項政策,他們可以不執行,可以任意地規定和推行違背中央方針、違背客觀實際的“土政策”;錯案、假案、冤案,他們可以遲遲不予平反和昭雪;國家的財經紀律和財經政策,他們可以隨便違反,可以任意浪費以至私分國家財產;只要是給自己抬轎子的,即使是壞人,他們也可以包庇起來,任其逍遙法外;他們只能聽順耳的話,不能聽逆耳的話,老虎屁股摸不得。總之,他們總想把自己領導的部門和單位,搞成一個不受任何人監督的獨立王國,自己稱王,總覺得那個個人專制很威風,很有味道。那里的群眾呢?只能絕對服從他們,頌揚他們,而不能批評他們,監督他們。誰要是監督他們一下,當面指出他們的問題,或者向上級反映他們的情況,那就是犯了滔天大罪,他們就要想方設法打擊報復。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法寶”,就是把敢于提意見的人誣指為“壞人”、“反革命”,然后實行專政。他們已經走到了混淆是非、顛倒敵我的地步,哪里還有一點共產黨的領導干部的氣味呢?他們口頭上也說“高舉“、“緊跟”,實際上卻把毛澤東同志關于要發揚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干部要接受人民群眾監督的重要指示拋到九霄云外。他們十分喜愛“四人幫”的“鋼鐵工廠”、“帽子工廠”,至今不想徹底關閉。最近以來,報紙上公開揭露的原湛江地委副書記白俊峰、原淮北市文化局局長黃俊、原旅大市委第一書記劉德才、原內蒙古自治區財政局黨委書記侯正邦、原駐馬店地委書記蘇華、原臨泉縣委書記胡泉等人的案件,以及運城地委主要負責人實行打擊報復的事件,就是一些突出的例證。我們的干部應當從白俊峰等人的案件中吸取教訓,誠心誠意地接受人民的監督,努力為人民服務。否則,就會使自己走上違背人民意志的錯誤道路,人民就有權撤換和懲處他們。毛澤東同志早就指出過:“對于某些犯有重大錯誤的干部和黨員,以及工農群眾中的某些壞分子,必須進行批評和斗爭。”“應當宣布,群眾不但有權對他們放手批評,而且有權在必要時將他們撤職,或建議撤職,或建議開除黨籍,直至將其中最壞的分子送交人民法庭審處。”(《關于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167頁)

      第三,我們的干部必須堅決維護人民群眾法定的民主權利,自覺地遵守社會主義法制,任何時候都不能違背,更不能象“四人幫”那樣,破壞社會主義法制,踐踏人民的民主權利,對人民實行他們所謂的“群眾專政”。

      我們的憲法所規定的人民群眾的各種民主權利,諸如管理國家的權利,管理各項經濟和文化事業的權利,人身自由、言論自由的權利,勞動的權利,休息的權利,按勞分配的權利等等,具有任何人不得侵犯的法律效力,決不是宣布一下就完了,而是每一條都要實行的。列寧曾經指出:資產階級的民主是把重心放在冠冕堂皇地宣布各種自由和權利上,而實際上根本不讓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群眾享有這些自由和權利。相反地,無產階級的民主不是把重心放在宣布人民群眾的權利和自由上,而是實際保證人民群眾的這些權利和自由得到真正實現。(參看《俄國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任務》。《列寧選集》第3卷第745頁)當然,要從實際上保證人民法定的民主權利得到真正實現,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需要進行大量的工作和斗爭。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我們的各級干部“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壞革命的法制”。(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58頁)這個問題在我們的干部中,現在還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為什么在有些地方、部門和單位中,人民群眾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各種權利還得不到承認和保障呢?為什么那里會發生各種違法亂紀的現象而得不到及時糾正呢?為什么那里一小撮壞人橫行霸道,肆意侵犯人民的民主權利而得不到及時制裁呢?一個直接的原因,就是這些地方、部門和單位的有些領導干部,深中林彪、“四人幫”之毒,他們根本沒有維護和遵守社會主義法制的觀念,完全無視人民的民主權利不可侵犯的原則,把自己的意志凌駕于國家法制之上,以為自己是“口含天憲”,可以對群眾的各種民主權利任意進行處置。要糾正這種錯誤傾向,就應當大張旗鼓地進行社會主義法制的宣傳和教育,使廣大干部牢固地樹立法制觀念,并且對違犯和破壞法制的人堅決懲處。同時,還必須進一步完備我們的法律,健全我們的法制。事實證明,單有憲法是不夠的,還需要有各種專門的法律。當然,如同列寧所說過的,“任何法令都有辦法躲避不執行的,或者甚至陽奉陰違”,“很可能完全變成兒戲而得到完全相反的結果”。(《在農業公社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列寧全集》第30卷第173頁)但這絲毫不能成為貶低法制作用的借口,絲毫不能因此就認為法制可有可無,健全不健全無關緊要。如果我們不去努力加強干部和群眾的法制觀念,如果我們的法律不完備,法制不健全,那就會給敵人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留下方便之門和可乘之隙。“四人幫”在群眾專政的幌子下,瘋狂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給人民群眾造成的嚴重災難,難道還不足以說明這一點嗎?

      這里有必要講一下群眾專政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被“四人幫”歪曲得面目全非,而且流毒全國,危害極大。群眾專政,本來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通俗表述,它形象地表明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本質特征。具體說來,毛澤東同志和我們黨強調無產階級專政是群眾專政,就是強調我們的專政機關一定要采取和群眾相結合的路線,真正發動和依靠群眾來破案、辦案,就是強調要把專政對象置于廣大群眾的直接監督之下,使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在勞動中改造成為新人。可是,“四人幫”完全篡改了我們黨所說的群眾專政的實質內容,把它變成了為他們法西斯專制服務的工具。他們打著群眾專政的幌子,首先把我們的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司法機關統統摧毀,把我們的憲法和其它法律、制度統統否定,對廣大的公安人員、司法人員進行殘酷迫害。他們在進行了這些反革命活動以后,就到處成立什么“群眾專政指揮部”,什么“民兵小分隊”,什么“封閉式學習班”,公開叫嚷“要用專政的方法辦農業”、“要用專政的方法改造小生產”,到處私設公堂、私立監獄、濫施刑罰,對廣大革命干部,廣大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進行駭人聽聞的法西斯鎮壓。群眾專政完全變成了對群眾的專政。

      “四人幫”搞的這種所謂“群眾專政”的流毒現在還沒有肅清,甚至在一些地方還嚴重存在著。在陜西的旬邑縣和志丹縣,“四人幫”垮臺以后,一些縣、社、隊干部不是還在搞“四人幫”式的“群眾專政”嗎?不是還在私設公堂,任意處罰、鞭打群眾嗎?類似旬邑、志丹縣的情況,在其它一些地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在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竟然至今還存在這種現象,難道不值得我們嚴重注意嗎?須知,把專政和民主割裂開來,以為“專政和民主這兩個概念是互相排斥的”,“以為專政就是廢除一切民主自由和民主保障,就是恣意橫行,就是濫用權力以謀專政者個人的利益”,是一種反動的庸俗的資產階級觀點。(列寧:《關于專政問題的歷史》。《列寧全集》第31卷第309頁)任何打著群眾專政的旗號,壓制群眾,迫害群眾,侵犯群眾的人身自由,侵犯人民民主權利的行為,都是“把革命暴力和專政用來違法亂紀”(列寧:《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列寧全集》第29卷第137頁)的犯罪行為。對于犯有這種罪行的人,必須象毛澤東同志所指示的那樣:“其違法情形嚴重者必須給以法律的制裁,如是黨員必須執行黨紀。各級黨委應有決心將為群眾所痛恨的違法亂紀分子加以懲處和清除出黨政組織,最嚴重者應處極刑,以平民憤,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眾。”(《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73—74頁)

      第四,我們的干部必須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一切言論和行動都要體現人民群眾的利益,而決不能滋長不傾聽群眾呼聲,不關心群眾疾苦,對群眾的民主權利受到損害無動于衷的官僚主義。

      一九五三年一月,毛澤東同志在《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一文中明確指出:“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在我們的黨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個大問題,就是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還將是一個大問題。就其社會根源來說,這是反動統治階級對待人民的反動作風(反人民的作風,國民黨的作風)的殘余在我們黨和政府內的反映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73頁)建國二十多年來的實踐充分證明毛澤東同志的這個論斷是完全正確的。我們黨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同官僚主義進行了長期的斗爭,收到了很大的成效。但是,近十年來由于林彪、“四人幫”瘋狂破壞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優良作風,官僚主義這個禍害不但沒有減少,而且有所蔓延和滋長,以至在我們不少干部中至今還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大問題。當前,這種官僚主義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這種官僚主義表現在我們有些領導干部對于自己所屬部門和單位發生的嚴重危害群眾,侵犯群眾民主權利的壞人壞事全然不知,或者雖然知道,但聽之任之,根本不揭露,不懲處,采取姑息態度。正如毛澤東同志二十多年前所揭示的:他們“不了解人民群眾的痛苦,不了解離開自己工作機關稍為遠一點的下情,不了解縣區鄉三級干部中存在著許多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的壞人壞事,或者雖然對于這些壞人壞事有一些了解,但是熟視無睹,不引起義憤,不感覺問題的嚴重,因而不采取積極辦法去支持好人,懲治壞人,發揚好事,消滅壞事”。(《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72頁)這些領導干部實際上自覺不自覺地成了一小撮壞人的保護傘。一些“四人幫”的爪牙,一些蛻化變質分子,正在利用他們這些保護傘為非作歹,殘害群眾。犯有這種官僚主義的同志應當清醒地認識到,保護壞人壞事,就是站到了人民的對立面,這是一個根本立場的問題,決不可以用“作風不深入”之類的遁詞來敷衍搪塞。如果他們堅持不改,人民群眾就有權要求他們負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責任。

      這種官僚主義還表現在我們有些領導干部對于人民群眾的物質利益和經濟上的民主權利漠不關心。他們雖然作了我們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經濟組織的領導者,但卻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去調查和處理群眾生產和生活中的各種矛盾和問題,不聽取群眾的意見和建議,不采取任何措施改進經營管理,保證群眾的經濟利益,而是用官工、官商的一套官僚行政的辦法,把自己主管的經濟組織衙門化,給國家、集體和勞動者個人的利益造成了嚴重損失。而這些官僚主義的領導者卻安之若素,居然可以不負任何責任。這種現象不應當再存在下去了。事情很清楚,如果不克服經濟工作中的這種官僚主義,要根本改變我們的經濟面貌,實現四個現代化是不可能的。

      這種官僚主義還表現在我們有些干部把對上級負責和對群眾負責割裂開來,忘記了它們之間的一致性。他們只講對上級負責,不講對群眾負責;只講服從上級的命令,不講服從群眾的利益和意志;只看上面領導人的臉色,不管下面群眾的呼聲。他們認為自己的一切都是頂頭上司給的,因而一切行動都要以頂頭上司的意志為轉移。這些同志把我們的上下級關系、干群關系看成了一種什么關系呢?實際上是看成為一種人身依附關系。下級依附于自己,自己依附于上級,這就是他們的公式。很明顯,這不僅對于我們上下級之間、干群之間的社會主義的新型同志關系是一種反動,而且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的契約關系、雇傭關系來說,也是一種倒退。(⑷⑸)因為人身依附是奴隸社會的產物,只有在奴隸主貴族專制和封建官僚專制中才存在這種最腐朽的關系。這些同志身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干部,卻拖著一條封建社會、奴隸社會的尾巴,這難道還不令人吃驚嗎?可是,在“四人幫”橫行時期,這條尾巴卻受到保護和縱容,而且盛行一種新的“護官符”,叫做“從上面嗅氣候”。氣候需不需要嗅?當然需要。我們共產黨人要為人民做工作,當然需要有正確的思想,需要有對政治氣候的高度敏感,問題在于從哪里去嗅氣候。毫無疑義,我們對于上級的決定、指示,一定要正確理解和認真執行,但是,上級的意圖,上級的政治敏感歸根到底是從群眾中來的。因此,從根本上說,政治氣候是要從群眾的階級斗爭實踐中去嗅。毛澤東同志說得好:智慧都是從群眾那里來的,制定方針、政策的一切原料也都是從群眾那里來的。又說:“不去接觸干部,不去接觸群眾,或者接觸他們的時候老是教訓人,而不是跟他們商量,交換意見:‘你看究竟我想的對不對,請你談一談你的意見。’這樣,就嗅不到政治氣候,鼻子很遲鈍,害政治感冒。鼻子塞了,什么時候有什么氣候,聞不到。”(《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斗爭》。《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210頁)我們希望那些專門從上面嗅氣候的同志,好好讀一讀毛澤東同志的這些重要指示,真正置身于人民群眾之中,真切地了解群眾的要求、群眾的愿望、群眾的意見、群眾的情緒、群眾的利益,每句話、每個行動都對人民負責,把對上級負責和對人民負責統一起來。

      我們強調發揚民主,強調維護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是不是忽視或者貶低了集中的重要性呢?完全不是。民主集中制首先是民主,然后是集中。民主是集中的前提和基礎。充分發揚人民民主,切實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不被侵犯,極大地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正是為了加強黨的集中統一的領導,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建立在可靠的正確的基礎上。否則,就會損害無產階級的集中制,就會削弱黨的領導,因而不利于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同時,民主也是團結的前提。只有在黨內和人民內部發揚民主,讓大家充分發表自己的意見,通過討論和爭論,分清是非,這樣才有利于促進和增強全黨和全國人民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團結。如果黨內黨外缺乏民主生活,人們不敢講話,甚至弄得人人自危,在這種空氣下面,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革命團結。這是我們革命和建設的實踐反復證明了的重要歷史經驗。

      為充分發揚社會主義民主而斗爭

      第五屆人大通過的新憲法在總綱中明文規定:“國家堅持社會主義的民主原則”。華國鋒同志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只有充分發揚民主,才能實行正確的集中,制定出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各項方針政策和辦法,及時發現和糾正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才能緊密地團結廣大人民群眾,把各方面的革命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葉劍英同志在關于修改憲法的報告中也指出:“要調動全國各族人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為實現新時期的總任務而奮斗,就必須充分發揚社會主義民主。”鄧小平同志在黨的十一大閉幕詞中重申毛澤東同志的指示說:我們一定要“在全黨、全軍、全國努力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華國鋒同志、葉劍英同志、鄧小平同志的這些指示明確告訴我們,堅持社會主義的民主原則,努力造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充分調動和發揮廣大群眾的革命積極性,是實現新時期總任務的一個根本的政治保證。

      粉碎“四人幫”后,在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通過深入揭批“四人幫”和清查他們的幫派勢力,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掃除危害社會主義民主的障礙,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正在恢復和發揚起來。廣大群眾心情舒暢,被“四人幫”壓抑和窒息的革命積極性重新煥發出來;揭發壞人壞事、反映各種問題、提出各種建議、發表各種意見的群眾來信日益增加;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逐步建立起來;報刊上公開揭露各種違法亂紀、侵犯人民民主權利的典型事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正在思想文化領域得到貫徹執行;“四人幫”設置的種種禁區正在一個一個被沖破,所有這些,都是恢復和發揚黨的民主傳統帶來的新氣象,是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正在出現的重要標志。

      但是,我們必須看到,要堅持社會主義的民主原則,要保證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得到充分實現,真正造成和保持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還是一個長期的艱巨任務。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為此還需要作出很大的努力,進行很多的工作和斗爭。

      社會主義民主在原則上是人類歷史上新型的民主,是任何資產階級國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廣大的民主。那么,為什么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要充分實現這種最廣大的民主,還是一個長期的斗爭任務呢?這是由我國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具體的政治、思想和經濟狀況決定的。

      從政治方面來說,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還存在著反人民、反民主的敵對階級和敵對勢力。他們必然要千方百計地鉆到我們黨內和無產階級專政機構中來,破壞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妄圖改變我們黨的性質,改變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性質。因此,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既是顛覆和捍衛無產階級專政的斗爭,也是顛覆和捍衛無產階級民主的斗爭。這種斗爭實質上是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黨領導下的勞動群眾爭取人民民主的斗爭在無產階級專政這一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續。革命勝利以前,是向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爭民主,革命勝利以后,主要是向鉆進黨內和無產階級專政機構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實際上他們是國民黨反動派的殘渣余孽)爭民主。我們同林彪、“四人幫”的斗爭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只要有反人民、反民主的敵對階級和敵對勢力存在,民主與反民主的斗爭就不會結束。我們也只有通過同這些階級敵人的長期斗爭,才能充分實現社會主義的民主原則。

      從思想方面來說,我們雖然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但是剝削階級的思想,特別是封建專制主義的舊思想、舊傳統并未肅清,仍然有著廣泛的影響;小生產的種種習慣勢力仍然嚴重存在,這些東西還將長久地多方面地束縛人們的頭腦,妨礙我們充分發揚社會主義民主。

      我國在歷史上曾經是一個地主階級長期統治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從鴉片戰爭到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垮臺的一百年間,雖然由封建社會變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但是封建專制主義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仍然是舊中國基本的政治支柱和精神支柱。封建專制主義的思想和影響幾乎滲透到了社會的各個階層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總之,近代中國是一個只有專制傳統而沒有民主傳統的國家,這一點比十月革命前的俄國還要落后得多。列寧在談到十月革命前的俄國社會環境對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影響時說過:“在資本主義下,由于雇傭奴隸制和群眾貧困的整個環境,民主被縮小、壓抑并閹割得殘缺不全了。因為這個緣故,而且僅僅因為這個緣故,我們政治組織和工會組織內的負責人被資本主義環境腐蝕了(確切些說,有被腐蝕的趨勢),有變為官僚的趨勢”。(《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第3卷第271頁)既然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民主革命的社會環境比十月革命前的俄國還落后,而且我們的革命根據地又是長時期被國民黨分割包圍,敵對階級的思想無孔不入地向革命隊伍滲透,因此我們的黨員和干部很容易受到封建專制主義、官僚主義、國民黨作風的侵蝕。

      正因為這樣,毛澤東同志在領導我國革命的過程中,始終把反對和抵制封建專制思想的侵蝕,樹立和發揚無產階級民主,擺在我們黨的建設、軍隊建設、政權建設的極其重要的地位上。早在一九二八年,毛澤東同志在《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就指出:“封建時代獨裁專斷的惡習慣深中于群眾乃至一般黨員的頭腦中,一時掃除不凈,遇事貪圖便利,不喜歡麻煩的民主制度。民主集中主義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爭中顯出了它的效力,使群眾了解它是最能發動群眾力量和最利于斗爭的,方能普遍地真實地應用于群眾組織。”(《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71頁)一九二九年,在古田會議的決議中,毛澤東同志又尖銳地提出,在黨內、紅軍內和根據地內,要“嚴禁肉刑的使用”,廢止“打人的習慣”,廢止“死板無活氣,到會如坐獄”的“封建式的會場秩序”等等,做到“不應有一切封建制度的殘余存在”。一九三八年,毛澤東同志在總結我們黨同張國燾的封建軍閥主義作斗爭的經驗教訓時又指出:“由于我們的國家是一個小生產的家長制占優勢的國家,又在全國范圍內至今還沒有民主生活,這種情況反映到我們黨內,就產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現象。這種現象,妨礙著全黨積極性的充分發揮。同時,也就影響到統一戰線中、民眾運動中民主生活的不足。為此緣故,必須在黨內施行有關民主生活的教育”。(《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495頁)一九四四年,毛澤東同志針對一部分黨員和干部中滋長著專制獨斷的官僚主義作風,嚴肅地批評說:“我們解放區是民主的地方,國民黨那里是封建的地方,這兩個地方是原則上區別的。但是,我們隊伍中確有許多人尚未學會運用民主作風,舊社會傳染來的官僚主義作風,依然存在。”“這是一種很不好的作風,這種作風阻塞著我們事業的進步,也阻塞著工作人員的進步。我提議各地對此點進行教育,在黨內,在黨外,都大大地提倡民主作風。”(《一九四五年的任務》。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延安《解放日報》)全國解放以后,毛澤東同志繼續教育全黨同志,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要時刻注意反對專制獨裁,發揚和維護社會主義民主。一九五三年,毛澤東同志鄭重地向全黨提出了如何“使我們的許多黨政組織較早地遠離國民黨作風”的任務。(《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73頁)一九五五年,毛澤東同志在總結我們黨同高、饒反黨聯盟斗爭的經驗時,反復教育各級領導干部要從高、饒事件中吸取教訓,堅持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反對違反這一原則的個人專制、個人獨裁。他說:“鑒于種種歷史教訓,鑒于個人的智慧必須和集體的智慧相結合才能發揮較好的作用和使我們在工作中少犯錯誤,中央和各級黨委必須堅持集體領導的原則”。(《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140頁)“許多同志口里贊成集體領導,實際上十分愛好個人獨裁,好象不獨裁就不象一個領導者的樣子。當一個領導者不一定要獨裁,你曉得!資產階級有個資產階級民主,它講究階級獨裁。無產階級、共產黨也要搞階級獨裁,如果搞個人獨裁,那就不好。”(《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斗爭》。《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209—210頁)一九六二年,毛澤東同志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又指出:“看起來,我們有些同志,對于馬克思、列寧所說的民主集中制,還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經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別的什么式的,總之已經作了幾十年的共產黨員,但是他們還不懂得這上問題。”他再一次告誡各級領導干部不要一人稱霸,不要做封建霸王。

      毛澤東同志的這一系列指示清楚地告訴我們,要在黨內和革命隊伍內,徹底掃除反人民、反民主的封建專制主義的流毒,是一項多么艱苦的任務。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我們黨經歷了幾十年的革命實踐和反復斗爭,才逐步形成了無產階級民主的光榮傳統。一切革命的人們都十分珍惜這個偉大的革命成果。可是,這些年來,由于林彪、“四人幫”的干擾破壞,在許多地方黨內和人民內部的民主生活毀壞得不成樣子,封建專制主義的舊思想、舊作風、舊傳統泛濫起來,嚴重地毒害了我們很多干部和群眾的思想,敗壞了許多黨組織和國家機關的作風。因此,深入批判被林彪、“四人幫”復活和助長起來的封建專制主義思想,肅清其余毒,不僅是當前而且是今后長時期內思想戰線上的一個重要任務。對此我們一定要有足夠的認識和充分的精神準備。只有經過長期不懈的斗爭,徹底蕩滌封建專制主義的污毒,才能為我們堅持社會主義民主原則,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開辟廣闊的道路。

      從經濟方面來說,由于我國解放前是一個小生產占優勢的經濟文化非常落后的國家,雖然經過二十多年來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社會生產力有了很大的發展,但落后面貌尚未根本改變。我們的國民經濟還沒有完全轉到大生產的技術基礎上,小生產的殘余仍然存在。在工業、交通運輸和國營商業中,還存在著一些手工業式的生產方法和管理方法;在農村集體經濟中,小生產的殘余和特點表現得更為突出,基本的生產形式仍然是手工勞動。國民經濟中存在的這種落后的小生產的殘余,正是封建專制主義思想和小生產者的心理、習慣賴以繼續存在的經濟條件。要消滅小生產的殘余,有賴于社會生產力的大提高,有賴于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大生產全面的充分的發展,而這不是一個早上能夠解決的問題。社會主義民主的充分實現之所以是一個長期的艱巨任務,其根本原因就在這里。

      社會主義民主是建立在以公有制為前提的社會主義大生產的基礎上,是隨著社會主義大生產的不斷發展而得到充分實現的。無產階級政黨在領導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整個過程中,必須經常向人民群眾施行民主教育,向他們灌輸無產階級民主的思想,領導廣大人民群眾進行爭取民主權利的斗爭。但是要使這種教育卓有成效,要使民主的思想在人民群眾的頭腦中真正扎下根來,就必須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為社會主義民主創造堅實的物質基礎。總之,只有現代化的社會主義經濟的大發展,才能最后根除小生產的意識形態和封建專制的殘余,促進社會主義民主的充分實現。

      毛澤東同志說:“民主屬于上層建筑,屬于政治這個范疇。這就是說,歸根結蒂,它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68頁)只要我們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緊密地團結在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周圍,堅持毛澤東同志的革命路線,堅持社會主義的民主原則,努力發揚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充分調動黨內外一切積極因素,我們就一定能夠加快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速度,一定能夠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政治上高度民主、經濟上高度現代化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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