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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耀邦同志關于推動科技發展的幾個小故事
    作者:胡德平      時間:2018-05-17   來源:中國民商
          1975年,在鄧小平和華國鋒的主持下,中國科學院向黨中央、毛主席寫了《匯報提綱》,其中最有理論價值的一個觀點就是:“科學技術是生產力”。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被列為一株大毒草,痛遭批判。 

     

    一、“星團”和“圣水”  

    改革開放以來,這個理論觀點得到社會上普通認可。黨中央不失時機,在1981520召開了中國科學院第四次學部委員大會。耀邦同志憋不住內心的激情,講出了發自肺腑,又頗帶藝術形象的兩句話,一句是:“中國科學的天空升起了一個新的,強大的,科學的星團。”此話怎講?當時統計,我國的科學技術工作人員大約有530萬人,科學研究人員大約有33萬人,副教授以上的專家大約有3.8萬人,副教授以上還有最高學術職稱的人是學部委員,也就是今天的院士,具體數字不詳。耀邦同志便把全國的學部委員們稱為“中國科學天空上的耀眼星團”,意味著夜中人們摸索行路時,上有北斗、群星引路。耀邦同志說的另一句話是:“科技是灌溉人類幸福之花的圣水。”他認為科學技術固然神奇,但科技倫理必須明確要為人類幸福服務。萬里同志在大會上做了很好的呼應。他說:廣大農民自從包產到戶后,自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看到廣大農民這么歡迎科技下鄉,歡迎科技人員給他們解決生產中遇到的問題。他的講話反映了科學技術的生命力就要面向實際,面向生產,科技成果在產業轉化時,應起到優良品種的作用。

     

    耀邦同志多次講過,馬克思沒有用過電燈,恩格斯沒有坐過飛機,列寧沒有看過電視,斯大林沒有看過航天飛機。盡管歷史偉人都無法預見身后科技日新月異的進步和革命作用,但他們都能敏銳地抓住科技,并承認科技進步是推動社會前進的第一生產力。耀邦同志只有初中一年級的學歷,但他終身都尊重科學技術和教育事業,他最后一次題字就是在湖南岳麓書院寫的“尊重知識”四個字。

     

    談一點不成熟的想法,科學技術是生產力,可否理解為科學技術只是有潛在價值的生產力。它要變為現實的生產力確實還有許多轉化工作需要進行,它雖然不是生產力的全部,毫無疑問科學技術做為生產力開路先鋒的原動力則是當之無愧的。

      

    二、特技權的有償使用 

    1984年,我參加湖北省整黨聯絡組的工作,曾看到耀邦同志在省級黨政干部會議上講話的文件,具體時間是413。講話中,他援引了湖北當陽縣牡丹煙廠的一個例子,煙廠從上海請來一個懂得煙葉加工發酵技術的老師傅,他有一個不公開的絕活,經他處理的煙葉幾乎可以達到上海一流煙葉的品質。上海發現后,又把這個老師傅叫了回去,最后這個老師傅又回到當陽。會議的氣氛很好,會上一個叫馬杰的干部在臺下接話說,是陳丕顯同志又把他請回來的。老師傅來湖北工作,月薪是120元。耀邦同志認為工資120元太少了。他認為工資還應該再加一點。為什么呢?他說老師傅“這個手藝是保密的,我們現在不是提倡保護專利權嗎?他這個不叫專利權,叫特技權。”專利權即知識產權,是有法律時限的,耀邦同志說的特技權是從傳統意義上論的,他說:“我們中國有些人有特技,特殊的傳統技能。我主張他們的工資多一些,否則他臨死都不傳。”耀邦同志認為特技權也是傳統的知識產權,也就是帶有經驗性的知識產權,同樣有經濟價值,應有償使用,企業應給予特別報酬。報酬的標準應以雙方簽訂合同為準。他講:“比如簽訂個合同,保他二十年。一個月工資五百元,你干二十年,十二萬,還沒有一些作家的收入高嘛,但他那個技術就傳下來了。我們現在那個平均主義不得了。”

      

    三、沒有“技術轉讓”,只有“技術轉售”  

    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個人電腦已進入我國。這種科技產品立即引起國人的重視,我黨少數的高級干部對此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湖北省老干部李爾重同志即是其中一位。他肄業于北京大學農學院。這次會上,耀邦同志提到他:“感謝李爾重同志給我一個知識。”“他在河北推廣電子微處理機。現在所有經濟發達國家的工廠里普遍推廣微處理機、電腦。他在河北花了精力想干一下,搞了幾個月推不開,失敗了。”李爾重曾被毛澤東稱為“我們的作家和才子”,他寫過不少文學作品。耀邦同志說的微處理機、電腦技術已遠遠不是上面說的那種煙葉處理技術了。耀邦同志話鋒一轉,接著說:“現在工廠里那些新設備、新東西沒有年輕人就是不行。要有有熱心的、有科學知識、有興趣、敢做敢想的年輕人。”耀邦同志十分清楚,時代變了,科學技術的重擔必須要由年輕的后來人來承擔。只有這樣,我國的“四化”才能趕上世界上經濟發達的國家水平。

     

    科技發展既要處理好國內各種關系,也要注意好國際關系。耀邦同志去過日本,日本的高科技產品,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認為外國高科技產品完全靠買是不行的,就是買到了,也不是 “技術轉讓”,而是 “技術轉售”。“技術轉讓”無需經過市場評估,帶有友好優惠的成分,“技術轉售”則要市場定價,等價交換。耀邦同志說,“所謂‘技術轉讓’,實際上沒有什么‘轉讓’,而是‘轉售’。”為什么要買技術?他認為:“我們幾百年歷史造成的落后是無法避免的,要克服它就必須跳過這個階段,本世紀是跳不完的。”1984722,他預測我國在科技發展方面時說:“我國目前在電子工業方面落后,但在本世紀末許多方面趕上或超過日本、蘇聯不成問題。”

     

    目前,中美間科技的差距,何其巨大。我國當然不能放棄主權國家自主的產業方向問題。在對外的經貿關系上,美國對中興的制裁,引發了國內對芯片技術的熱烈討論,難道我們就沒有“技術轉售”的渠道了嗎?我國華為公司自主開發的麒麟芯片,確實為中國人長志氣。但其公版和指令集軟件的使用權,則是英國ARM高科技公司給華為的技術轉售。美國的高通公司已和我國大唐成立合資公司,共同開發IT業務的生產和研發。我想這都是兩國企業“技術轉售”的最新事例。只要本著平等、對等、互惠互利的原則,勿須強買強賣,一些民用高端技術的轉售行為都會達成交易。

     

    耀邦同志這種觀念是有時效性的,不知今天有無參考價值。 

                       四、經貿工作中的“五講四美”  

    198462027日對中日友好人士的講話中,耀邦同志比照共青團倡導發起的“五講四美”活動,引申到中日關系上的“五講四美”。即一要講友好,二要講互利,三要講信義,四要講禮貌,五要講紀律。“四美”是行為美、品德美、語言美、風度美。

     

    具體說,所謂“講友好”,就是不要把我們的意識形態、政治制度、內外政策強加于對方。他認為“友好的話多的是,政治、經濟、科學、文化、藝術等等”都可以大講特講。

     

    所謂“講互利”,就是“專門利人不行,專門利己也不行。”他借用中國古代先哲墨子的著名觀點“兼相愛,交相利”的話講,“也就是說要雙相思,不要單相思”。

     

    所謂“講信義”,“就是不能搞欺騙行為。能辦到的事才說,不能辦到的事不說,說了就要辦到。”現有兩個例子,國人可以比較,一個是中興兩次被罰,一個是吉利收購沃爾沃后,又順利收購了戴姆勒公司9.69%的股份,從而成為該公司第一大股東。后者的成功充分說明了,只要順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方向航行,又遵循世界市場公認的規則行事,中國的企業就會茁壯成長,其中不乏許多企業成為跨國公司或全球化公司,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為本國人民造福,為世界經濟添彩。

     

    所謂“講禮貌”,就是朋友雙方要互相尊重,但也避免不了矛盾,但如何解決呢?他說:“朋友之間,吵架拍桌子、扣帽子、說人家是什么主義,不是高明的吵架辦法。” 當前中美之間的經貿關系已到了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我們可以和美國吵架,但希望吵得高明,有理有節。既保護我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又不至妨礙我國改革開放的大局。

     

    所謂“講紀律”,他主要是對國內同志說的,“對方針、政策、大事情、大決策一定要抓住;而對小的問題、細節問題,要放開。”

     

    當耀邦同志說到“行為美”、“品德美”、“語言美”、“風度美”時,在座的日本朋友,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江崎玲于奈先生忍不住插了一段很有趣味的話:“再加上一個‘想的美’就更好了。……科技到底是什么呢?基本上就是讓人們開動腦筋。不論黑人、白人或者黃種人,腦子的構造沒有多大區別,問題就是在于如何開動起來。”日本朋友的話,沒有種族主義的色彩,他說的“想的美”,和我們說的“解放思想”,科學上的“獨立思考” ,我想沒有多大區別。對于學術上博士論文大量的造假現象,讓人不齒,這才是讓國人顏面盡失的丑事。

      

    五、結束語  

    回到現實,我國發展半導體、人工智能、生命科學等高科技產業,究竟應該走一條國家高度集中的經濟發展模式,還是走一條市場配置資源起決定性的經濟發展模式,又或是兩者互相結合發展的經濟模式?這是我國面臨的最重要的戰略選擇問題。為此,我國科技人才的培養和使用,不但要加大力度,我認為還要制定有幾代人的戰略計劃。國家投資的實驗室、實驗場地的使用權應向民有企業有條件的開放。這也是科技領域中的共享經濟吧。

     

    當前,經濟全球化的浪潮是無法遏止的。我認為,我國高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旗是完全正確的。經濟全球化可能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長遠路程的前幾步。一切阻止經濟全球化的想法和措施只能落的個“抽刀斷水水更流”的結果。但經濟全球化,并不妨礙把我國建成一個人民安居樂業、民富國強、內需旺盛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和出口導向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是完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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