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id="hymbi"></div>
  • <dl id="hymbi"></dl>
  • <dl id="hymbi"></dl>
     
     
    首頁 圖片 視頻 音頻 書簽 博客 論壇 舊版入口
    標  題
    作  者
    正  文
    簡  介
    不  限
       
     
       
         
     
     
    ·胡耀邦的戰友—..
    ·華炳嘯:反憲政..
    ·袁緒程:關于中..
    ·秦曉、陳志武、..
    ·華炳嘯:憲政社..
    ·張曙光:“馬克..
    ·童之偉、秦前紅..
    ·陳有西:中國司..
    ·陳有西:宏觀調..
     
     
    ·國務院:去年30..
    ·兩會前瞻:監察..
    ·為全面深化改革..
    ·郭樹清:抓住“..
    ·農業供給側改革..
    ·多地出臺戶籍新..
    ·中國公布8大領..
    ·報告:30歲以后..
    ·國企改革2016年..
     
    專題特輯  /  懷念耀邦  /  口述耀邦  /  耀邦研究  /  電子雜志  /  背景參考  /  投稿
      網上紀念館  /  耀邦家庭  /  耀邦年譜  /  耀邦著述  /  手跡文物  /  故居陵園  /  視點

      您現在的位置是:首頁 >> 綜合 >> 視點
    劉世錦:穩增長關鍵是打破體制政策屏障挖掘新動
    作者:劉世錦      時間:2018-09-21   來源:經濟參考報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近日在京舉辦了以“新時期如何擴大內需”為主題的博智宏觀論壇月度例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劉世錦,中銀國際研究公司董事長曹遠征,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等國內著名經濟學家從深化改革、調整政府支出結構、增加居民收入擴大國內消費的角度分享了擴大內需的政策建議。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劉世錦:

    穩增長關鍵是打破體制政策屏障挖掘新動能

    經過多年回落后,中國經濟在2016年下半年初步觸底,已進入中速增長平臺。即使沒有中美貿易摩擦的影響,下半年增長速度也會有一定幅度減緩,中速增長平臺的重心會有所下移。這種變化是正常的,合乎規律的。

    當前,要打破長期以來存在的速度高、形勢好,速度調低、形勢不好的思維定式。過去長時期內,GDP增速處于優先位置,先定GDP增速,再定其它指標。這套辦法在具備高速增長潛力時還過得去。進入增長階段轉換期后,這套辦法帶來的問題越來越突出。十九大提出,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就是要適應增長階段、發展環境變化相應調整增長觀、發展觀,由增長速度優先轉到發展質量優先。

    發展質量優先可以由若干具體指標體現。現階段應主要關注五個指標:就業、杠桿率、企業盈利水平、資源環境可持續性和居民收入增長。這五個指標好了,增長狀態基本上是好的、可持續的,不會有大的擔憂,與之相對應的增長速度就是合適的增長速度。講發展質量優先,并不是不要增長速度,但方法上要調整,先定質量指標,再定速度指標,速度服從質量。事實上,這樣決定的速度才能是符合實際的、可持續的,從長期看,也是真正盡可能高的增長速度。

    新形勢下,穩增長有不同選項。從政府角度看,基建投資是以往穩增長的得力抓手。如果經濟短期內快速下滑,以基建投資作為對沖手段可以是一種選項。但在正常情況下,進入中速增長平臺后,基建投資這種老抓手、老辦法,空間和效能都不大。地方政府的杠桿率已相當高,而加大基建投資必然要加杠桿,穩杠桿、去杠桿能否堅持下去,就會成為問題。

    除了基建房地產投資這些老抓手之外,中國經濟還有沒有新的增長動能,起到穩增長的作用?不僅有,而且很大。前提是要打破一些體制政策障礙,如果不打破相關體制政策屏障,這些新動能就難以浮出水面。我們比以往更加需要通過實質性地深化改革開放,為穩增長、促發展提供動能。以下三方面改革應該擺到優先位置。

    一是加快開放城鄉之間土地、資金、人員等要素市場,允許相互流動,優化資源配置。重點是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要求,加快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一方面農民要進城,另一方面,城里人也想下鄉,各自都有對美好生活的需求,但諸多不合時宜的制度和政策規定把他們擋住了。要打破一些長期流行,但背離市場經濟規律、背離現階段城鄉發展實際的思維定式和說法,在一些關鍵領域和環節,如農村集體建設用地與國有土地同價同權、同等入市,宅基地進入流轉,較為敏感但無法回避的小產權房找到出路,城里人員和資金可以下鄉置業創業等方面,能有大的突破。這方面的改革突破,有利于降低城市房價,降低城市營商成本、保護提升實體經濟競爭力;有利于增加農民收入,特別是財產性收入,加快小城鎮發展和鄉村振興;也有利于拓展基建、房地產的合理增長空間,對當下困擾人們的諸多難題,找到一把化解矛盾的鑰匙,很可能激發出超過人們預想的增長潛能。

    二是打破行政性壟斷,在基礎產業領域放寬準入,鼓勵競爭,降低能源、物流、通信、資金、土地五大基礎性成本。有民營企業反映中國的五大基礎性成本遠高于美國,這其中固然有資源稟賦問題,更主要問題還是相關領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行政性壟斷,競爭不夠充分、有效。五大基礎性成本表面看是實體經濟投入品的成本,實際是典型的制度性成本。降成本關鍵是落實好十八屆三中、五中全會和十九大有關精神。在電信領域,近期的一個重要變化,是聯通試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后,推出低價產品,很快帶動了幾大電信公司大幅降低資費水平。這說明通過改革降成本是行得通的。這方面改革,不僅有利于降低實體經濟成本,提高產業競爭力,同時也能夠增加基礎產業有助于提升效率的有效投資。

    三是加快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對內對外開放,大幅度拓展服務業發展的數量和質量空間。下一步經濟發展,空間最大的是服務業,其中差距最大的是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包括研發、金融、咨詢、信息服務等生產性服務業,醫療、教育、文化、娛樂、體育等社會服務業。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技術大都是軟技術,吸收這類技術、知識,與過去工業領域引進技術有很大不同,必須推動更具深度、更有特點的對外開放與合作。重點是高水平教育和研發領域。從長期看,這是我國發展最大的短板所在。以往開放的重點是吸引物質資本、成熟技術和管理方法等,下一步開放重點則應轉向聚集提升人力資本,提升在全球科學前沿和技術前沿的創新能力。

    中銀國際研究公司董事長曹遠征:

    擴大消費應提高居民收入和健全社會安全網

    擴大內需尤其是擴大消費具有戰略意義,必須深刻理解。“十二五”計劃就提出,“建立擴大消費需求的長效機制。把擴大消費需求作為擴大內需的戰略重點,逐步使我國國內市場總體規模位居世界前列。”為此提出,兩個提高、兩個同步。提高工資收入的比重,并與勞動生產率提高相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并于GDP增長相同步。并因此,在2020年GDP翻番的同時實現居民收入翻番。

    “十二五”計劃提出到現在的七年來,情況已在發生預期的變化。從2009年開始,中國居民收入增長速度開始超過GDP增速,農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鎮居民收入增速,城鎮居民收入增長速度是8%左右,農民收入增長速度大概是10%以上。從這個角度看,2010年到2020年居民收入翻一番是可以實現的,而農民收入應該是已經翻番了。目前,中國零售商品總額已經接近美國,預計2018年將會略超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

    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國是產業部門最全的國家。而中國的13億人口的收入層次又是分布非常之廣。因此,每個產業都有增長的機會。只要低收入階層、中收入階層、高收入階層收入都在增長,它的需求拉動作用是十分巨大的。

    大家都說產能過剩。但是電視機不過剩,冰箱不過剩,洗衣機不過剩,汽車不過剩,手機不過剩,最大消費群體是農民。一直在說房地產去庫存,結果發現中國發展最快的是裝修行業和家具行業,每年增長30%,而且最大的消費群體還是在農村,因為農民收入在持續增長。電視機行業屬于傳統行業,TCL董事長李東升告訴我,他們的電視機不僅覆蓋低端,也覆蓋高端,同時海外銷售比重日趨提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國內消費市場的支撐,使他們有能力向海外擴張。從這個意義上說,任何一個行業以國內為基礎,行業是可以延伸和成長的。無論從短期宏觀經濟穩定,還是長期產業成長的角度看,擴大內需尤其是消費需求是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在20世紀80年代日美貿易戰時,因日本人口和國土面積所決定的國內市場狹小,內需潛力不足,從而沒有戰略回旋的余地,成為日本“失去的十年”的背景。相形之下,中國即將成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構成了中國經濟的戰略縱深,如果這一成長的市場為世界分享,將會重新塑造全球化的格局。

    如果從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角度觀察內需,尤其是消費,經濟政策的立足點應發生戰略性調整,反映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全面支持居民收入增長。既包括農村建設用地平等入市以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農民工市民化以提高農民收入預期并擴大邊際消費傾向外,還應將收入分配政策提到議事日程,其中政府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比重具有升高的趨勢值得關注。降低宏觀稅賦,不應僅僅從供給角度考慮降成本,還應從需求角度考慮提高居民收入。

    第二,從改革入手,大力發展民生性服務業。目前,中國人均GDP已接近8000美元。從國際經驗看,此時是產業結構向服務轉型的關鍵時期。其實,在中國也表現出來了,就學難,就醫難就是證明。在財政投入方向上,與其投資鐵公基,不如多辦幼兒園。更為重要的是,要從改革入手來發展服務業。在20世紀80年代,我曾經工作的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有一句順口溜“哪短缺、哪排隊、哪就需要改革”,因此包括事業單位改革,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等應適時加快推進。

    第三,推動社會保障體制改革,健全社會安全網。這對穩定居民消費預期,尤其提高中低收入階層的邊際消費傾向十分重要。從中國未來發展看,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速,社保缺口將成為治國理政的重大挑戰。但與此同時,中國有龐大的國有資產,成為應對挑戰的充足資源。問題是現有的國有資產流動性不強,資源是潛在的,并未完全成為現實的優勢。把國有資產推到可變現狀態,以備不時之需就成為戰略安排的重要選項。從這個角度來說,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改革,要加快推進。如果國有資產的收益和國有企業的股權可以進社保,對支持消費是有極其重要作用的。因此無論是從長期還是從短期來看,都應該早做準備。

    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

    政府支出重點應從投資轉向民生

    當前對如何擴大內需有兩種思路。一是擴大政府投資,疊加貨幣放松。二是擴大消費。二者相比,我傾向于第二種思路。2000年以后大致十年左右的時間里,消費率下降了14個百分點,投資率上升了15個百分點。雖然2010年以后消費率有一點回升、投資率有一點回落,但是中國目前的消費率在世界大國中仍然較低,而資本形成率則比較高。近年來的結構失衡主要原因就是投資過度,消費不足。

    現在的消費率和投資率遠沒有回到合理水平。如果再進行貨幣放水加上擴大政府投資,只能使結構失衡進一步加劇,加大未來經濟增長難度。當下唯一的出路就是改善消費。現在居民消費支出僅占GDP的39%,加上政府消費,也不過50%多一點。世界平均消費率是81%,在現有過低的消費率和過高的投資率的基礎上,再擴大投資、搞貨幣刺激,對中國經濟會產生不利影響。

    中國的消費潛力有多大?現在的狀況是,13.9億人口中有10%左右的人過的是高收入國家居民的生活,剩下的90%按國際標準是在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區間,其中大量還是在低收入區間。如果這個結構能夠改變,中國的消費潛力擴大的空間是非常大的,也會有力支撐經濟增長。當前不合理的收入分配結構是擴大消費的巨大障礙。

    這里還涉及到國民收入分配問題。過去十幾年消費率下降、儲蓄率上升、資本形成率上升,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收入在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逐步上升,而居民收入占比逐步下降。2000年到2010年,政府加上金融部門在可支配收入中占比上升了7個百分點,在總儲蓄中占比上升了18個百分點,而居民在可支配收入中占比和在總儲蓄中占比都下降了7個百分點。2010年以后,居民收入大概回升1個百分點,而政府和金融部門收入占比沒有回落。政府和金融部門在收入中的占比過大是導致消費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居民儲蓄率提高的原因主要包括房價過高、進城農民工沒有社會保障、沒有戶籍等問題,擠壓了居民消費。

    如果要改善消費和收入分配,政府的財政政策要轉向,從過去擴大政府投資的傳統思路轉向減稅,適度減緩政府收入增長的速度,增加民生支出。過去很長時間,財政收入增長速度快于GDP增長速度和居民收入增長速度。財政收入增長速度要降下來,一方面要通過減稅和降低企業社保繳費降低企業負擔,可以用國有資產來彌補社保的不足。另一方面要大力度改善政府支出結構,把重點從投資轉向改善民生。

    戶籍問題、社保問題。過去說要推進戶籍改革,讓農民工市民化。但是,從2012年到2017年,沒有戶籍的城鎮常住人口,只從2.34億降到2.25億。這幾年是在推進戶籍改革,戶籍人口是在增加,但常住人口也在增加。實際上,沒有戶籍人口只減少了900萬。要想解決這2億多人沒戶口、沒社保、不能安家落戶的問題,必須加快推進戶籍改革和社會保障的全覆蓋。政府需要把工作的重點向這個方向轉移。農民工的社會保障覆蓋率,2014年的數據顯示,工傷保險覆蓋率接近30%,其他養老保險、醫療保險都在20%以下,失業保險在10%以下。大部分在城市里的農民工,也就是這些城鎮新常住人口,沒有被社會保障覆蓋,戶口問題也沒有解決。現在要擴大內需,這個問題是繞不開的。需要花大力氣解決。政府支出中,投資過高,行政支出過高,應當把這部分支出降下來,把資源用在解決這些民生問題上。

    土地和房價問題。從長期趨勢來看,所有物價都在上升,不過,在過去幾十年中,房價上漲的速度遠高于居民消費價格增長速度,特別是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的房價上漲大幅度遠超居民收入上漲速度。如果這種情況不改變,老百姓就沒辦法消費。抑制房價上漲靠行政手段是起不到根本作用的,關鍵是開放土地市場。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的開放土地市場,到現在依然沒有落實。如果能夠開放土地市場,讓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入市,讓農民的宅基地進來,形成多元化的供地市場供求格局,將對抑制房價上漲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貨幣政策一定要保持中性,不能放水,靠貨幣刺激來推動經濟增長。否則房地產泡沫還會繼續放大。

    在預期房價仍將繼續上漲的情況下,要抑制“炒房”行為,房產稅是一個有力措施。但是,房產稅不能對大多數工薪階層征收,只能針對少部分有多量住房、“囤房炒房”的人征收。

    評論】 【加入收藏夾】【關閉
     
     

       
     
    劉世錦:穩增長關鍵是打破體制政...
    賀雪峰:改革開放以來國家與農民...
    巴曙松 等:從金融監管變革回看危...
    蔡昉:經濟全球化潮流不可阻擋
    許耀桐:無產階級為什么要爭得民...
    現代中國的國家建構:路徑之辯
    葛劍雄:傳統文化的傳和承
     



    查看>>所有評論
     
     

    京ICP備06025827號  京公網安備110102006329    電話:010-82997384轉813  EMAIL:[email protected]

    版權所有:胡耀邦史料信息網  免責聲明 

    本網站署名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和立場,不代表本站觀點和立場。
    本網站為公益性網站,如作者對本網站發表其作品有不同意見,請立即和我們聯系。
     
    河北11选5走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