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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蘊暉:胡耀邦與“三寬”方針
    作者:      時間:2015-05-15   來源:
     

    人們熟知,在思想文化領域應實行“寬厚、寬容、寬松”的方針,是1980年代中期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的朱厚澤概括的。在事隔二十二年后的一次座談會上,朱厚澤回顧“三寬”方針提出的經過時說,1985年從貴州調任中宣部工作,有半年沒有敢講話。經過與學術界、文化界、新聞界各方人士的接觸,了解情況,聽取意見,逐步形成了一個看法,就是:要樹立一種比較寬容的文化精神,建構一種協調融洽的人際關系,形成一種寬松和諧的文化氛圍和社會政治環境。1986年,朱厚澤應高占祥部長約請到文化部開的全國文化廳局長會議上講話。他針對當時的氛圍和人們思想上的期待,說:“有篇文章,講到寬厚、寬容和寬松。三個‘寬’字,提出一個問題,就是:對于我們原來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觀點,是不是可以采取寬容一點的態度;對待有不同意見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寬厚一點;整個空氣、環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寬松、有彈性一點。完全剛性的東西是比較容易斷裂的,它不能抗沖擊。而社會生活中的沖擊隨時都會有,會從各方面來。介質一點彈性、柔性,不但有利于發展,也有利抗‘沖擊’。多少帶一點彈性、柔性,這對于處理我們的思想文化問題,經濟問題,小至家庭、夫妻、母女,大至國家大事、民族關系,都會好一點。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是不是可以把握得更妥善一些。”①

      以上就是:寬厚、寬容、寬松,這“三寬”方針提出的原始出處。那么,這與胡耀邦又有什么關系嗎?以下我們略舉兩例,以示“三寬”方針與胡耀邦思想的內在聯系。

     

    最早提出反對文化專制主義的是胡耀邦

     

      1956年蘇共二十大以后,為促使人們從蘇聯教條主義的影響中解放出來,毛澤東先后多次講到:“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我看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這就是著名的“雙百方針”。可是,從1957年的反右派,1960年代的文藝批判到“文化大革命”,不只“雙百方針”沒有得到貫徹,相反是文化專制主義越演越烈,導致百花凋零,萬馬齊喑。

      1976年粉碎“四人幫”以后,為推進思想解放,建立社會主義的自由、民主、文明體制,胡耀邦最早提出了反對文化專制主義的主張。

      李銳在《向胡耀邦學習―<胡耀邦傳>序言》中寫有這樣一大段話: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央任命胡耀邦兼任中央宣傳部部長,在1978年最后一天和1979年第三天,胡耀邦同中宣部全體工作人員兩次講話,正式宣布,要把中宣部辦成“思想解放部”,要建立社會主義的自由、民主、科學、求實、開放、文明、富裕的體制,以代替那種被異化了的專制、迷信、僵化、封閉、落后、野蠻、貧困的體制。他憤怒地譴責文化專制主義。他說:“多少年來,我們黨內有那么一些理論棍子,經常打人。我們黨內有好幾根棍子,不是好棍子,而是惡棍,不管你做什么好文章、好作品,抓住你一點,無限上綱,說你是‘反黨小說’、‘黑畫’等。這種惡劣作風如不加以清算,百花齊放能搞得好嗎?這種方法,說輕一點是形而上學,說重一點是文化專制主義,是特務行徑。”隨后在一次文藝座談會上,他向大家推薦馬克思的第一篇文章《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就是反對文化專制主義。我們社會主義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為什么還要通過審查制度,讓反映社會生活的文學藝術作品,只能表現一種色彩呢?”②  

      1979年,為切實開好第四次文代會,胡耀邦召開全國宣傳部長會議、文藝界和文化部門有關領導會議進行部署,就建國后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方法和指導思想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說:“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各地黨委在領導文學藝術工作上,還沒有找著一個正確的領導方法。文學藝術是精神生產,我們領導文學藝術的缺點,與領導物質生產的不成功之處有類似之點。那就是三個字‘瞎指揮’,或者說是統得過死,集中過多,指揮又不高明。這不是哪一個人的過錯,哪一個人的責任問題,而是我們在執行‘雙百方針’上有問題。”他再次講到對文藝作品的審查制度,說:“對文學藝術作品的審查,過去都是少數人審查,甚至是黨委一把手審查,也不管他懂不懂文藝,是不是按照藝術規律辦事。有的人獨斷專行,像韓復榘辦案――抹臉就放人,瞪眼就法辦……我看對文學藝術作品,要遵照毛主席講的八個字:‘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就是由領導、專家、群眾三結合評議的方法去解決。我主張不要搞審查,不叫審查,而叫評議和討論。”在19802月召開的劇本創作會上,胡耀邦在全面闡述黨對文藝工作的方針政策之后,提高聲調說:“我們的黨要發誓,堅決不許對文藝作品妄加罪名,無限上綱,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再次重申:“文藝工作要堅定不移地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發揚藝術民主,堅持‘三不主義’,即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切實保證人民群眾有進行文藝創作和文藝批評的自由。”③

      反對文化專制主義,廢除審查制度,堅持“三不主義”,切實保證人民群眾有進行文藝創作和文藝批評的自由。這就是胡耀邦鑒于歷史的經驗教訓,明確提出的關于文藝工作的指導方針。

     

    對文藝作品的批評,方法和措辭要穩妥

     

      1981年,根據白樺原著《苦戀》拍成的電影《太陽與人》,被認為是一部“反社會主義”的作品。一時間,批評聲浪甚烈。《解放軍報》發表批判文章,扣了“反社會主義”、“賣國主義”的帽子。《人民日報》沒有轉載,受到權威領導人的批評,強調指出,現在文藝界思想混亂,反對社會主義、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想還很嚴重。

      胡耀邦517與中宣部、文化部、廣播局的負責人進行座談,在聽了一些人的意見后說,這幾年,總的來說,文藝是有很大成績的。這幾年,創作了很多好的東西,也出現了一些不成熟、不正確的東西。這是必然的。克服不健康的、錯誤的、有害的東西,特別是文藝戰線,根據過去的歷史經驗,要采取穩妥的方法。新中國文藝的歷史情況表明,對怎樣克服錯誤的東西很敏感。因為這條戰線受驚特別厲害,驚弓之鳥,不是一次弓彈而是多次弓彈,驚的程度比其他戰線更甚,所以要特別注意。胡耀邦說,最近對《苦戀》的批判,我看是需要的,是為了幫助作家,是為了教育大家,是有好處的。但是,現在回過頭來看,如果在方法上更穩妥一些,可能效果更好一些。批判的辦法和措辭更穩妥一些,不用評論員文章而用個人名義,可能更好一些。重要的批評,也不一定所有的報紙都登。即使是最有理的、最有說服力的文章,全國報紙上上下下一起登,大家都緊張,以為又在圍攻誰了,以為又要反右了。出現這種局面對我們不利。因此可以自由選擇登還是不登。不登完全允許,不要形成什么壓力。對《苦戀》的批評,引起了國外的議論,反應很強烈。我的意思,現在把它冷下來,放一段時間再說。有些報紙登,有些報紙沒有登,是正常的,是很自然的現象。④

      717,鄧小平與中央領導人談話說:“要找宣傳部門談談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特別是文藝問題。黨對思想戰線和文藝戰線的領導是有顯著成績的,這要肯定。工作中也存在著某些簡單化和粗暴的傾向,這也不能否認和忽視。但是,當前更需要注意的問題,我認為是存在著渙散軟弱的狀態”。⑤

      根據鄧小平的指示精神,中宣部召開全國思想戰線問題座談會。胡耀邦于83到會講話。其中專門講了“在思想批評和思想斗爭上,我們應該如何正確對待歷史經驗”的問題。

      胡耀邦說,歷史經驗,要從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說起,“這篇文章重申了在思想上政治上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公式: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或斗爭使矛盾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但是,恰恰在這以后,發生了問題。從反右派以后,到他去世,將近二十年,先是在局部性的問題上,以后是在全局性的問題上,把大量的人民內部矛盾夸大為敵我矛盾,把所謂批評變成比王明路線時期還要嚴重的殘酷斗爭,無情打擊。二十年的主要錯誤就在這個地方。“這種亂斗一氣,亂打一通,我們說了,永遠不能搞了,不應該搞了。”“我們還有許多東西沒學會。我覺得,正確地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這個問題我們很多同志就沒有學會,我們開這次會也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胡耀邦指出,對理論界、文藝界、新聞界、出版界的錯誤言論和錯誤作品進行批評,加以評論,是必要的。“《苦戀》就是對人民不利,對社會主義不利,應該批評嘛!”但是,“對白樺同志,還是要從團結的愿望出發,不要一棍子打死,白樺同志還是寫了好的作品嘛!”總之,“批評要中肯,要入情入理,不要夸大曲解,更不要組織圍攻。”他要求各級領導和部門,對錯誤思想和錯誤作品的批評,要實事求是,對癥下藥。哪個地方、哪條戰線有什么問題,就解決什么問題。不要一陣風、一刀切。⑥

      胡耀邦這個講話,是在鄧小平嚴厲批評思想文化戰線存在“渙散軟弱”錯誤的政治氛圍下講的,也是他比較集中地闡述對思想文化戰線中出現的錯誤問題應取方針的講話。

      滿妹在《思念依然無盡》中寫道:

      這年年底,在接見全國故事片一電影創作會議代表時,父親再次談到《苦戀》問題:“比如白樺同志的《苦戀》就需要批評。他認識了錯誤,作了自我批評,這很好。《苦戀》的問題就完滿地結束了。白樺同志還是黨員,還是作家,還要繼續寫作。為了我們偉大的事業,誰有錯誤都要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

      父親要求作家們在進行創作時,要時刻想到為我們的民族和人民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這個最大利益服務。他說:“我們不應當限制每一個作家的創作自由,但是我們同時希望每個作家都要想到這個最大利益,也就是想到這個最大的主題。”

      正是因為父親對文藝工作所持的寬容態度,使得許多作家將他引為知己……⑦

      由上可見,“三寬”方針,雖不能說它直接出自胡耀邦,但不難看出,它正是胡耀邦所闡述的思想文化領域應取指導方針的內涵,也是他希望全黨從二十年“左傾”錯誤中學習到如何領導思想文化戰線的歷史經驗。

     

      ① 朱厚澤:《中國需要提倡寬容的文化精神》。《炎黃春秋》2008年第5期。

      ② 李銳:《向胡耀邦學習―<胡耀邦傳>序言》。《炎黃春秋》2009年第4期。

      ③ 滿妹:《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399402頁。

      ④ 張顯揚、史義軍、王銥:《胡耀邦年譜長編》1915-1989(中),世界科學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4-1075頁。

      ⑤ 張顯揚、史義軍、王銥:《胡耀邦年譜長編》19151989(中),第1117頁。

      ⑥ 張顯揚、史義軍、王銥:《胡耀邦年譜長編》19151989(中),第11181130頁。

      ⑦ 滿妹:《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第40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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